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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奥派经济学）
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说，所谓知识分子不但需要有知识，更需要关心自由、批判权力、守护文明。这一定义与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士文化”的定性可谓异曲同工。
古代中国的士人，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二者固然在含义和追求上不尽相同，但是彼此之间，仍然有许多可以比较的地方。
他们的理想主义、批判精神，对国家、民族深沉的责任，切身的体验和痛苦，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天下有道，他们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天下无道，他们呐喊、沉默，甚至躺平……
自古及今，他们与权力之间，或合作，或抗争，或若即若离，而这一切，都在魏晋时代表现得最为典型。
2025年12月21日，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与先知书店共同举办的《名士的反抗：从孔融到嵇康》新书发布会在先知书店文华空间成功举行。
本次活动，邀请了本书作者、青年作家、书法家刘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知名作家十年砍柴，发布会由人文学者、“马上开谈”主持人马国川老师担纲主持。
五位老师智慧碰撞，以魏晋士人为切入，探讨知识分子与权力关系这一纵贯中国历史的重大问题。
对抗与妥协
——士人与权力之间的五种关系
一曲《广陵散》，深深吸引刘蟾老师。
在发布会现场，他首先介绍了自己是如何走向士人研究的。
他说，自己在高中时候阅读金庸先生的《笑傲江湖》，其中曲洋为了追寻《广陵散》，甚至去挖汉人的古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琴谱，引得嵇康临刑前也要弹奏？
出于对《广陵散》的好奇，渐渐引申为对嵇康的好奇，最后升华为对整个魏晋名士的追慕，刘蟾老师一步步转向魏晋思想史研究。
他持续关注读书人与权力之间的互动，总结出了五种关系：
一是建构式批判。当权力仅依仗暴力而忽视道义时，士人便高举道德与理想价值进行批判，如汉末士人对曹操的批评。
二是解构式反抗。当权力同时掌握暴力与道德话语后，士人转而解构其主张，以否定进行对抗，以竹林七贤为代表。
三是迎合与合作。当权力具备充分的合法性时，士人常常转向迎合，如西晋初年一统后的士风变化。
四是救亡与同盟。在外族入侵，国家处在存亡危机之际，士人与权力相互团结，一致对外，如两晋之交的祖逖北伐。
五是虚无与超越。当士人自身进入权力顶层后，与权力的张力消失，渐渐转向内心的探索与精神上的超越，如东晋时期文艺与宗教的兴盛。
《名士的反抗》这本书，主要探讨前两种关系，即建构式批判与解构式反抗，而后三种关系则会在刘蟾老师的另一本书中继续探讨。
对此，任剑涛老师评价说，士人群体与中国政治风云及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重大主题。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四民之首，一直是中国文化和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刘蟾对士的五种类型的划分，既呈现了历史上士群体的五种不同形态，也为今天关注中国命运的人提供了深刻启示，因而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文学与历史
——在可读与严肃之间
雷颐老师读过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评价刘蟾老师的这本《名士的反抗：从孔融到嵇康》，认为这本书很好地延续和深化了鲁迅的思想。
这本书细节丰富、故事性极强，尤其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令人印象深刻。书中精准地展现了在政治动荡和权力斗争的背景下，名士们如何谋求生存，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任剑涛老师介绍说，刘蟾老师曾经出版过一本《悬崖边的名士》，那本书更多的是文学性的表达。尽管中国一直有戏说历史的传统，但他认为，历史写作仍应该保持一定的严谨性。
这本《名士的反抗：从孔融到嵇康》，是刘蟾老师转向专业历史写作的一种尝试，他对史实的尊重、史料的考证，以及深刻的思考，使这本书成为一部兼具文学性与学术性的历史著作。
任剑涛老师认为，刘蟾老师已经从历史作家提升为历史学家。他以历史作家的笔法，探讨的是历史学家思考的严肃性问题。
十年砍柴老师与刘蟾老师因书法而结缘，渐成挚友。
这本《名士的反抗：从孔融到嵇康》，十年砍柴老师是引介人，是他将此书推荐给了汉唐阳光及山西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写起，一直写到了西晋的竹林七贤，那些不甘平凡、勇于思考的读书人，在混乱时代，面临内心的挣扎与煎熬，却依然坚持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显然也有类似困境：如何超越生计而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十年砍柴老师认为这本书阐发的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个体与时代
——名士群体在魏晋时期集中出现
在发布会现场，主持人马国川老师抛出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为什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会出现那么多丰富多彩的知识群体？
刘蟾老师从个体与时代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
首先，这是极度压抑后的反弹。在汉代思想史中，经学和谶纬学占据主导地位，思想的核心是“圣人”。圣人的言行成为了人们学习的楷模。这种局面导致了思想上的极度压抑，个体的独立思考受到限制。王弼提出关于“言与意”之间关系的思考，这是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为思想自由发展打开了大门。
其次，汉朝末年的社会动乱是导致思想变革的另一背景。随着中央政权衰弱，地方军阀崛起。各地军阀对人才和话语权的争夺，促使思想界变得更加活跃。社会动乱打破了原有的权威体制，为思想的多样性提供了土壤。
雷颐老师从“道统”观念予以补充。
关于“道”，有很多解释，最常见的是儒家的“天命”说。他们认为“道”，不仅是价值观和文化的体现，更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历史上，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常常宣称自己是“道”的代表，以此确认统治的合法性。“士”的最主要作用，就是阐释和维护“道”的权威。
当权力斗争激烈时，“道”往往也会遭受质疑，争权者各据其“道”，从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谈到正当性与合法性，马国川老师追问，封建王朝的正当性是否存在一以贯之的标准？
任剑涛老师回答说，在民主政体形成之前的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主要源于“天命”和“神权”，而在中国，更占主导的是“天命”。
从夏朝到清朝，天命一直是支撑政权合法性的核心理论。
在周朝时候，天命被加入了一项新内容——以德配天。统治者的德行匹配天命，则可长治久安，否则，便会改朝换代。这样，天命的转移，实际上转变为了伦理道德问题，统治者是否具备“敬德保民”的德行，成为了其是否拥有“天命”的关键。
然而，天命转移，通常要伴随社会的动荡和战争。
任剑涛老师认为，在魏晋时期，政权的合法性已经逐渐丧失，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对抗成为了主要特征。士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中央集权的权威。
魏晋时期的政治背景，使士人生活充满了紧张与挑战，正是这种生活压力催生了大量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的创作。
狂生与狷生
——魏晋名士的主要类型
在魏晋名士中，十年砍柴老师最欣赏的是嵇康。
他认为，尽管嵇康明知自己公开反对司马氏，会带来生命危险，但其仍然坚定地选择了最决绝的道路。这展现了嵇康面对权力压迫时的勇气。这种勇气是最稀缺的品德之一，也是最令人钦佩的地方。
雷颐老师同样欣赏嵇康的勇气。面对权力，许多人选择若即若离，在不与权力直接对抗的情况下，维持自身的独立性。这种行为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非暴力不合作”，即通过拒绝合作来表达对现有秩序的不满。
雷颐老师认为，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个体品德和勇气显得尤为珍贵。面对权力和社会压迫，嵇康直面挑战，而不是逃避或沉默。正因如此，他无疑是魏晋时期最令人钦佩的人物之一。
任剑涛老师对魏晋名士却持有保留态度。
他认为，这些知识人都不是在正常的社会中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而是在极端畸形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群体。
例如竹林七贤，尽管他们有勇气、有生活情调，甚至被视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但这些人的形象也充满了矛盾和虚伪。
竹林七贤标榜“任自然”、“越名教”，看似自由放纵，实际上这种反叛精神往往偏离了理性社会的责任。他们的生活方式极其不拘小节，甚至到了“散发裸体之饮”的程度，这种对道德的挑战，尽管在当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也容易陷入对秩序和责任的轻视，最终导致社会秩序的解构。
嵇康、阮籍所代表的士人，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在现实中，他们的反抗往往是自我牺牲，而非社会变革。
任剑涛老师认为，从实际效果来看，山涛的做法或许更加务实。他选择进入政权体系，投身官场，躬身入局，虽然与权力妥协，但是至少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在无法有效反抗的情况下，顺应现实，采取折中方式，或许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刘蟾老师则对魏晋名士进行了进一步的归类，他将其细分为“狂生”和“狷生”。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当大道倡行，士人应秉中庸之道。但当大道不行，士人应采取更加果断、激烈的行动，或“狂”或“狷”。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
狂生代表人物是祢衡，他脱衣骂曹，挑战权威；而嵇康同样是狂生的代表，宁死也不对权力妥协。
狷生与狂生相比，相对温和，他们坚守底线，避免与权力正面冲突。这种人物如《笑傲江湖》中的莫大先生，在乱世中，仍保有一份良知，心有底线，最终表现出了一种悲剧性的坚守。
刘蟾老师认为，类似嵇康这样的人物，代表了士人高尚的品德和勇气。然而，从情感上来说，更能引发共情的是狷生，他们的坚持和无奈，更具现实感和普遍性。尽管没有主角光环，但他们的坚守和坚韧，正是人性中最动人的部分。
士人与知识分子
——庙堂和江湖的担待与责任
传统的士人与知识分子并非同一概念。
任剑涛老师指出，士人并不仅仅是书生，他们往往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
雷颐老师则进一步阐释，现代知识分子拥有特定的定义和功能。
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最初源于俄国和法国。俄国的知识分子源于对沙皇专制的反抗；法国“知识分子”一词起源于1898年左拉发表的《我控诉》，为德雷福斯（一个被错判为德国间谍的犹太军官）辩护，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正义。
无论是在法国还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是：他们不仅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还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声，具有社会责任感。
马国川老师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像传统的士人那样，与权力纠缠不清，而是应该独立于权力之外。
十年砍柴老师特别赞同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认为，人不是工具，专业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的规定性，学历也同样不能。例如，有人可能拥有博士学位，但是却对公共话题缺乏深刻的理解，整天关注娱乐八卦，这些人显然不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仅仅是对权力保持距离，不迎合，不粉饰，同时也要对民粹主义保持距离，要对流量不妥协，这才体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任剑涛老师则提醒我们，要客观对待与评价知识分子。
当前，知识分子似乎被赋予了“言论和行为的代表”，公众要求他们说常人不敢说的话，做常人不敢做的事。然而，如果知识分子被赋予这种超凡期待，这个群体本身也将会变得畸形和压抑。
知识分子的核心标准应包含两个要素：首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其次，要关心他人，具备超越个人范围的社会关怀。他们应该拥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但并非独占真理。
实际上，对社会正义的捍卫，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某一阶层。
魏晋名士的反抗，本质上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两种态度的碰撞：一方面，我们在面对社会和权力时，总是需要顺从，并适应社会的规则；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权力保持警惕，力求寻找一个合适的边界，避免过度迎合权力和民粹主义等。
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我们理应期望建功立业，学习知识和技艺，为国家服务。但同样，我们希望权力能够选贤任能，而不是低效和腐化资源。我们不应过于疏离权力，也不能盲目附和或依赖权力。关键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操守和人格。
马国川老师进一步补充，知识分子不应被视为高高在上的存在，他们首先要成为被启蒙的人，要持续的启蒙自己。
对于启蒙这个说法，刘蟾老师表示应该慎用。
知识分子不应该认为自己是在“启蒙”他人。因为，启蒙本质上是一种权威化表达，当一个人主动宣称自己要去启蒙别人时，他已经站到了一个指导他人的地位上。
知识分子的角色更像“厨师”，通过其专业化的思维，为社会贡献一些不同的思想和观点，而不是一味地去灌输或改变他人。至于他人是否接受，那是他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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