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北，在这座二线城市的城中村边缘，租了一间三十来平的老房子。

房东姓苏，三十四五岁，离异，自己住在我楼上那套复式里。她平时话不多，收租准时，偶尔在楼道里碰见，也就是点个头的关系。我一直觉得她是个挺正常的女人——直到半年前，一切都变了。

第一次涨价，是在春节后。

“小林啊，隔壁那栋单间都涨到一千八了，我才收你一千五，说不过去。”她站在我门口，裹着一件咖色的家居袍，手里拿着计算器，“涨两百，行吧？”

我想了想，周边确实涨了，便点了头。

第二次涨价，是两个月后。理由是楼下开了地铁口，“你走过去才六百米，这地段能一样吗？”涨一百五。

我嘴上答应，心里已经有点不舒服了。但搬家太折腾，忍了。

第三次涨价，就是上周六的事。

她敲开门，没绕弯子：“下个月起，两千二。”

我愣了一下：“苏姐，半年前才一千五。”

“那是半年前。”她靠在门框上，语气淡淡的，眼神却不太躲闪，“现在就是这行情。你不住，我明天就能租出去。”

我没接话，盯着她看了几秒。

说实话，苏姐长得不差。皮肤白，五官端正，离异后反而收拾得比以前利索了。但此刻让我冒火的不是她的脸，是那种“你爱住不住”的态度。

半年涨三次，换谁都上头。

“行。”我说。

她以为我答应了，转身要走。

“再涨我就睡你家。”

她停住了。

楼道里的声控灯刚好灭了，只有我屋里漏出去的光，把她半边脸照得明明暗暗。

“你说什么？”她回过头。

“我说，”我一字一顿，“你要是再涨一次房租，我就不交钱了，搬上去跟你睡。反正你楼上空房间多。”

这话当然是在气头上说的。男人嘛，被逼急了嘴上就没把门的。一半是威胁，一半是恶心恶心她——你不是涨得欢吗？那我就赖着不走了，住到你家里去，看你怎么办。

我以为她会翻脸。骂我一句“神经病”，或者直接甩一句“下个月搬走”。

但她没说话。

楼道里很安静，能听见楼上她家那只英短猫踩地板的轻轻声响。

沉默了大概五六秒，她忽然笑了。

不是冷笑，不是嘲笑，而是那种——怎么说呢——像是一直在等某句话，终于等到了的、松了一口气的笑。

“可以。”

这次轮到我愣住了。

“啊？”

“我说可以。”她把钥匙串从口袋里掏出来，挑出一把黄铜色的旧钥匙，捏在指尖转了转，“但你睡上来，要负责。”

“负、负责什么？”我的脑子已经开始跟不上剧情了。

她把钥匙塞进我手里，手指在我掌心多停留了一秒。

“负责修热水器。楼上的花洒坏了三个月，我找了三拨人都没修好。”

她转身往楼上走，拖鞋踩在水泥台阶上，嗒，嗒，嗒。走到拐角处，又偏过头来看我，脸上那个笑意还没散。

“还有，你要负责倒垃圾。我腰不好，提不动大袋子。”

我攥着那把钥匙，站在门口，半天没动弹。

过了几秒，楼上传来关门声，紧接着是猫叫，再然后是她隔着楼板喊了一句——

“明天周末，你上午就搬上来吧。早点修好花洒，我晚上想洗个头。”

我没搬。

不是怂，是我花了一整晚才想明白一件事——

她说“涨房租”的时候，其实从来就没指望我真的交钱。

半年涨三次，一次比一次没道理。第一次还拿隔壁比，第二次拿地铁说事，第三次干脆就是“我就涨了，你看着办”。她一个当过两年房东的女人，会不知道这样会把租客逼走？

她知道。

她就是想看我什么反应。

是乖乖交钱？是转身搬家？还是——

说出那句，“我睡你家”。

那句话是我自己说的，但回头想想，是她花了半年时间，一步一步把我逼到那个角落里，才逼出来的。

第二天早上，我拎着行李箱上楼的时候，她已经把隔壁房间收拾出来了。床单是新换的，窗台上多了一盆绿萝，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手写的便签——

“负责清单：

1. 修花洒

2. 倒垃圾

3. 每周至少做两顿饭（你上次在楼道里煮泡面，整栋楼都闻到了，看起来很好吃）

4. 猫粮没了要记得买（咪咪吃惯了进口的，别买错了）

——PS：房租免了，但以上四条做不到的话，按市场价三倍补。”

我拿着那张纸，站在房门口。

身后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她端着一杯咖啡路过，看了我一眼，很随意地说了一句：“愣着干嘛？进来啊。”

然后她顿了顿，补了最后一句。

“负责的意思就是，我的事，以后都是你的事。”

咪咪从我脚边溜过去，跳上窗台，尾巴一甩，蹭翻了那盆绿萝的土。

我弯腰去捡，听见她在身后轻轻笑了一声。

那笑声不大，但在这个安静得有些过分的周末早晨，清清楚楚地落进了我耳朵里，像一个终于落定的答案。

我想，我应该不用再交房租了。

但我可能要交一辈子别的什么东西。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