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风雨飘摇的晚清岁月，一幅王朝落幕的时代长卷。
这张老照片，定格了末代皇帝溥仪最“潮”的一面——在紫禁城里玩相机，身后还站着他的“洋老师”庄士敦。
画面里，年轻的溥仪身着素色长衫，站在朱红宫门前，手里把玩着相机，眼神里满是对这新鲜玩意儿的好奇。他的身边，侍从也拿着相机摆弄，门后的外国身影，正是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
1910年代，溥仪虽已退位，却仍在紫禁城里过着“关门皇帝”的生活。庄士敦的到来，为闭塞的深宫打开了一扇看向西方的窗：他教溥仪英文、科学，也带来了相机、眼镜、自行车这些新奇事物，彻底打破了小皇帝的世界。
溥仪很快迷上了摄影，成了故宫里最早的“摄影爱好者”。他不仅摆弄相机，还在宫里拍了大量照片，从自己的生活到宫廷景观，都被他用镜头记录下来。
逊清小朝廷时期，溥仪与弟弟溥杰、伴读毓崇在故宫御花园连理柏前的合影。
照片里的溥仪戴着眼镜，穿着旗人男装，身边是他的亲弟弟溥杰，和伴读毓崇。后面的连理柏，是故宫御花园的标志性景观，两株古柏的树干自然交叉相连，被清代皇室赋予“同心同德”的吉祥寓意，也是宫中帝后、宗室成员日常游玩、合影的热门取景地。
逊清小朝廷时期，紫禁城御花园，婉容、文秀与唐怡莹，坐在太湖石假山上留影。
三人姿态放松，没有宫廷里的刻板拘谨，她们被困在红墙之内，只能在御花园的假山上，享受片刻的自由与轻松。
晚清，蒙古族贵族女子与汉族少女同框。
中间两位蒙古族贵妇，头戴牛角形贵族礼冠，冠饰华丽繁复，身着重工刺绣、皮草镶边的蒙古族庆典盛装，两侧是汉族平民少女，梳着齐刘海发式，穿着袄裙。
清朝立国根基就是满蒙联姻、满蒙结盟，蒙古王公贵族地位极高。朝廷优待蒙古各部，很多蒙古贵族、福晋、家眷长期定居京城，与满洲皇室通婚，在北京拥有宅邸，活跃于上层社交圈。照片中间两位女子，就是定居北京的蒙古族上层贵族女性。
这张清末老照片，是盛宣怀晚年的官服肖像。他头戴官帽，颈佩朝珠，身着绣纹官服，眼神沉稳，尽显重臣气度。
他是洋务派核心干将，被称作中国近代实业之父、商父，一手创办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京汉铁路，搭建起近代工业与交通根基；创办北洋大学、南洋公学，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先河。
1885年，北洋水师“威远号”战舰水兵的集体留影。
水兵们身着统一的黑色短打，腰间束带，后面是“威远号”的桅杆、缆绳与甲板，这是一艘福建船政建造的铁胁木壳训练舰，也是北洋水师早期核心舰船之一。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破北京，菜市口刑场被德军接管。镜头里，清廷官员被刽子手按跪在地，身后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冷漠围观，一场处决，成了列强监督下的“表演”。
这些官员里，有主战的“替罪羊”，也有被政敌构陷的牺牲品。清廷为了讨好洋人，把他们推上刑场，用他们的血，换列强的“谅解”。菜市口的刀，砍的不只是官员的头颅，更是晚清最后的一点体面。
1896年秋，上海，7个怀揣救亡理想的晚清青年，凑在一起拍下了这张合影，后人称之为《七贤图》。
甲午战败的耻辱刚过去两年，这群维新派的核心人物，正憋着一股劲，想给病入膏肓的晚清开一剂变法的药方。照片里没有官场上的刻板规矩，有人跏趺而坐，有人倚坐，甚至还有偏袒左臂、姿态随性的，全是少年人的意气风发。
前排从左到右：汪康年、孙宝瑄、宋恕、胡庸；后排吴嘉瑞、谭嗣同、梁启超。
没人能想到，这竟是他们里很多人，最后一次这样意气相投地同框，两年后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血洒菜市口，成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绝唱；梁启超流亡日本，从变法派变成了近代思想界的巨擘；汪康年、宋恕等人也在乱世里辗转，有人坚守报界传递思想，有人郁郁而终。
当年镜头前的松弛姿态，最终成了时代的一声叹息。《七贤图》里的“贤”，是他们为救亡图存赌上一切的理想，也是那个时代里，一群清醒者的悲壮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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