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百年，风云激荡，群星闪耀。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与中国学者在北京的庭院里同框
前排左边是白发长须的泰戈尔，他身着宽松长袍，带着东方诗人的儒雅气质；右边是留着辫子、身着传统马褂的辜鸿铭——这位晚清“怪才”以顽固守旧闻名，却对泰戈尔的东方文化理念一见倾心，两人用英文畅谈，成了这次访问里最意外的同框。
后排左起的张彭春、徐志摩、张歆海、清华校长曹云祥、王文显，是当时文化界的新锐力量。其中徐志摩全程担任泰戈尔的翻译与向导，两人亦师亦友，他还曾带着林徽因一起陪同泰戈尔，留下了很多经典瞬间。
1924年，带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泰戈尔访华，是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头等大事。他以“东方文明使者”的身份，呼吁用东方精神对抗西方物质主义，这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里，引发了两极反响。徐志摩、林徽因等文人热情欢迎，将他视为东方文化的“救星”；鲁迅等则批评他的理念“不合时宜”，认为他美化了封建传统，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困境。
1945年，石林里，这张照片留住了闻一多生命里最松弛的一刻，照片中闻一多靠坐着，叼着标志性的烟斗，眼镜后的眼神少了课堂上的锐利，也没有民主演讲时的激昂，只剩一种难得的松弛。
同行的师生拿着相机，正对着石林取景——这是1945年2月，西南联大师生同游云南路南石林时，拍下的一幕。
1939年，昆明，一群从北平逃到西南的学者，在简陋的昆明小院里，用一张“大家庭”式的照片，定格了乱世里最珍贵的温情。
前排左起林徽因，肺病缠身，依然温柔地看向镜头，她身边的女孩是女儿梁再冰，男孩是儿子梁从诫）、梁思成坐在中间，腿伤与脊椎病缠身，随后是周培源的家人，女儿周如枚、妻子王蒂澂、小女儿周如雁；
后排是物理学家周培源、陈意、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哲学大家金岳霖——他们都是西南联大的核心教授，也是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在昆明最亲近的“战时邻里”。
1938年北平沦陷后，北大、清华、南开师生南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大，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也跟着迁来，住在昆明郊区的农舍里，照片里的小院，正是他们的临时居所。
这张老照片，褪去了闻一多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的所有光环，只留下一个父亲最朴素的模样。
镜头里，他穿着素色长衫，戴着圆框眼镜，站在两个孩子身后，神情沉静温和，没有一丝课堂上的严厉，也没有演讲时的激昂锋芒。身前的儿子闻立鹏抿着嘴，眼神里带着孩童的倔强；女儿闻名笑着看向镜头，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家庭里难得的温馨瞬间。
那时的闻一多，一边在西南联大教书、做学问，一边秘密参与民主运动，生活清贫却始终挺直脊梁。他给孩子取名“立鹏”，寄寓着“大鹏展翅”的期许，也在动荡里守着这份小家的安稳。只是这份温馨没能长久——1946年，他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暗杀，再也没能看着孩子们长大。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加州理工学院，一群中国留美学子在导师冯·卡门家中做客。
中间的是冯·卡门夫妇，他对中国学生格外关照，不仅在学术上倾囊相授，也常邀请他们到家中聚会，成了这群中国学子在异国的温暖据点。前排蹲坐的两位青年左为钱学森，是冯·卡门最器重的门生。右为谈家桢，遗传学泰斗，当时在加州理工摩尔根实验室学习，后来被誉为“中国遗传学之父”。
1938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为躲避战火，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徒步前往昆明。
照片里的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曾昭抡、吴征镒等教授，正是这支队伍里的核心力量，他们穿着旧衣布鞋，有的拄着拐杖，有的背着行囊，完全没有平日课堂上的教授模样，和学生一起，在泥泞的山路里走了整整68天，行程1600多公里；
当时的湘黔滇一带交通闭塞，土匪出没、疫病流行，师生们风餐露宿，甚至遭遇过日军轰炸的威胁，不少人脚上磨起了血泡，却没人放弃，这群人，没有讲台和课本，却用脚步丈量了中国的西南大地，把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刻在了每一步山路里。
1927年，梁启超伏案写作的瞬间。
照片中的梁启超，身着传统长衫、头戴瓜皮帽，一手托腮沉思，一手握着毛笔，目光落在桌前的纸上，神情沉静而专注。没有了早年在维新变法中激昂呐喊的锋芒，此刻的他，只是一位埋首案头、与文字为伴的学者。
1948年，鲁迅家人带着怀念，回到故乡，鲁迅家是典型的绍兴江南台门老宅，黑瓦檐角、木构廊柱、青石板台阶。
这次回乡的人都是鲁迅的至亲，前排的周建人（鲁迅的三弟，左四），作为周家留在大陆的亲人，此次带着家人回绍兴省亲扫墓；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右五），此次带着儿子周海婴同行，合影里还有不少绍兴本地的亲友，前排的小女孩是周家的晚辈，站在长辈中间。
1948年，距离鲁迅逝世已经12年，此时的绍兴仍处在国民党统治下，解放战争的硝烟已经临近。这次回乡，是鲁迅的家人难得一次集体回到绍兴，完成省亲扫墓、探访故居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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