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园57岁勇敢参加长征，奉献革命一生，晚年因特殊原因没有选择加入共产党
1895年初夏，贵州毕节书院的青砖黛瓦掩不住外头的燥热，年轻的周培艺正把康有为的《时务报》偷偷夹在《左传》里研读。科举余晖尚在，西学新潮已涌，他心里第一次生出“旧路似尽，新路未明”的茫然。随后八年，他在普安、贵阳两所师范授课，拿着微薄薪俸，却用力向学生灌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904年那封痛斥日籍教习侮辱华人的长信，让这位书生在省城露了头角，也埋下他与旧秩序分手的伏笔。
辛亥风雷卷土，1911年8月19日，贵阳城头枪声突起。各团练、学生与新军一拥而上，黔督被迫下台，临时军政府仓促建立。众人推举周培艺出任行政总理，他改号“素园”，为的是摆脱封建贡生的旧名。可喜悦很短，军阀混战旋即到来，旧部四散，他只得辗转上海再回乡。到1925年，年过四十的周素园躲进毕节深山，把全部心思交给了马列译本与《资本论》批注，村民笑他“书呆子”，他却说：“路在书里，也在山外。”
1936年初，红二、六军团翻越乌蒙雪岭时，毕节城已被炮火震得窗纸乱飞。地下党把一份名单递给贺龙，头一位便是周素园。老先生的清名与组织抗日的呼声让红军动了恳请之念。那晚，贺龙带着几名干部踱进他的小院，请他出山。周素园沉吟片刻，说自己五十七岁双腿病废，只怕拖累大军。“老周，你若愿同行，我们自当护送。”贺龙一句话，打消顾虑。第二天，一副简陋竹轿现身，战士们轮流抬着，他随队北上。
崎岖山道、风雪高原，滑竿在枪声与号角里晃悠。有人私下嘀咕：“带着位老先生，行军会慢。”然而事实很快驳斥了担忧。每当行至村落，周素园总被乡绅簇拥，粮秣、药材、情报纷纷送到，大大缓解了部队的困境。12月2日，队伍抵保安，毛泽东同他长谈。领袖关注的不是年龄，而是“如何把西南的朋友团结进统一战线”。周素园答：“众心归一，何惧道远。”当晚他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
西安事变爆发后，延安里纸墨飞舞。周素园用黔中旧识脉络，一口气致函何应钦、王伯群等十余人，劝其把握“逼蒋抗日”的契机。虽难言决定成败，但这些书信为和平解决提供了民意与士绅压力。七七事变后，他请缨南下。不久，穿越秦岭，到达重庆、成都、昆明，频频面见西南军政要员，进言抗日。不止一次，他被冷眼，被拖延，被请去“喝茶”。女婿甚至遭短暂羁押，可他依旧辩词犀利，屡次在《华西日报》撰文呼吁“兵戈指外，莫自相残”。
1945年，重庆国民参政会上，已花甲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长衫，面对唇枪舌剑淡然发声：“吾辈无党籍，但有天下义。”会后回黔途中，数度躲避特务追踪，只携一箱书稿。抗战胜利未久，内战骤起。周素园行走黔滇，暗助进步青年掩护地下交通线，却从不居功。他说，读书人最大的本事，是在关键抬一把历史的车轮。
1949年11月27日清晨，大雾吞没了乌江两岸。解放军进入毕节，城门洞开，绅民互不惊慌，周素园的名字起了稳盘之效。他即刻拍电报给北平：“黔西北今日归队，请中央放心。”两天后，毛泽东回电致谢，并请他北上共商建政。到了北京，老人却婉拒“贵州省政府副主席”一职，只留下“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名册。他更关心资源开发，连夜绘图，指出川黔铁路走向，建议开采乌蒙煤田。毛泽东提醒他保重身体，送上药材。
1951年深秋，他再入中南海，那天北京的风挟着落叶。毛泽东听他汇报贵州乡情后，相约来年春天再谈。可岁月不等人，1958年2月，周素园因肺病在贵阳逝世，享年79岁。噩耗传至北京，中共中央电唁，贵州省委用一副挽联概括他的轨迹：旧学根底，革新精神，半生奔走为国；峻岭作伴，红旗为邻，一脉相承于党。没有党证，却有人心；没有爵位，却有分量。人们这才发现，那副陪他走完草地和雪山的竹轿，早已悄悄进入了历史的陈列馆，而周素园留给后人的，是传统与革命之间那座踏实可靠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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