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3月24日，赴日本谈判的大清全权议和大臣李鸿章乘轿出行，忽遇人群中冲出一名刺客。刺客对着李鸿章的脸上开了一枪，李鸿章中枪受伤，满脸鲜血，但并没有致命。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是奉旨谈判的议和大臣？一时国际哗然，一片谴责日本人“野蛮残忍、不守文明规则”之声。以俄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隐隐有出兵干涉的征兆。彼时的日本可不是二战时期的日本那样强大，与中国的差距也不是二战期间的中日差距那么大，彼时的日本综合国力还不如中国。日本能开打甲午战争是国民节衣缩食砸锅卖铁凑出来的战争经费，李鸿章赴日谈判之时，日本虽然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也面临财穷力竭的困境。日本急于谈判结束战争，也是因为再打下去可能就撑不住了。一旦中国人被李鸿章遇刺事件激怒，选择对日“持久战”，日本很快就会被战争拖死；或者，早就觊觎中国东北和朝鲜领土的俄国出兵干涉，日本辛苦打仗的成果也会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自身陷入万劫不复。
此次李鸿章遇刺意外事件的发生使日本的谈判优势锐减，令日本政府极为狼狈，气急败坏，承认“由于此次凶变，帝国不得不立于甚为困难之地位，反之，清国却因此对各国得到最好的口实，清使或将立即归国。而当其向各国哀诉时，各国将向彼表示同情，且难保不转而以其联合之压力抑制我方”。
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得不赶紧在谈判桌上让步，以尽快达成和约，避免出现清廷决心“持久战”或者“俄国干涉”之类可能导致日本遭遇灭顶之灾的情况出现。因为这一次刺杀，大清得以少赔偿了日本库平银一亿两，避免了之前日本一直坚持的“天津由日军占领”的苛刻条件。当然，从日本方面来讲，这次刺杀让日本少得到一亿两白银的赔款，放弃了“占领天津”的主张，可谓是大大的损失。
行刺李鸿章的人是日本的一名“爱国青年”，名叫小山丰太郎。他行刺李鸿章，完全出于一片“爱国热情”。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的宣传是夸大日军的实力以给国民以信心、给大清以压力的，虽然 先前攻势凌厉的日本，由于物资损耗巨大、补给线过长，已经开始呈现疲态，但在日本的宣传里，日军仍然“战斗力爆棚”，完全具有“如果大清拒绝议和，日军将横扫中国”的实力。日本这次愿意与大清和谈，完全是在给大清面子和机会，希望大清能够体会到日本的“善意”，尽快签署和约，否则，如果大清“给敬酒不喝”，那就只能“喝下罚酒”，承受日军更大规模的进攻，得到更大的损失。
小山丰太郎信了日本的宣传。他不理解为什么在日军如此强大、继续打下去会获益更多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要停止战争与大清谈判，他甚至认为伊藤博文与大清议和才找大清要那么点儿钱财和土地，态度不够强硬，简直是“卖国”。 小山决定行刺李鸿章，希望借助事端来中断大清与日本的谈判，日本便可以再起战端，从而最终实现占领北京、灭亡中国的计划。
结果，小山丰太郎的“爱国”让日本少得到一亿两白银，失去了占领天津的可能，从日本的角度来讲，是妥妥的“害国”。
这是蠢人的“爱国”变“害国”的活生生的案例。
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
有个著名的案例是当年西安反日游行中用“U型锁”将日系车主李建利颅脑砸穿的蔡洋。蔡洋肯定以为他是在“爱国”，但他的野蛮行为将自己送进了监狱，让一个中国公民变成“终生残疾”，中国的医院为了抢救这名被他砸伤的中国公民耗费了大量的医疗资源，他的行为见诸媒体也必然会让人对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产生负面印象。蔡洋的行为，受伤害的是中国人，浪费了中国的医疗资源，给中国人的文明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对日本可有一丝一毫伤害？蔡洋的行为再次印证了“蠢人的爱国往往是害国”。
网上有“爱国贼”这个词儿。
“爱国贼”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嘴上爱国”但心里“并不爱国”，只不过是在“爱国赛道”混饭吃，割“爱国韭菜”，“嘴上此生无悔入华夏，行动上家在加利福尼亚”。
另一种就是“蠢货的爱国”。“爱国的蠢货”们与 “嘴上爱国”但心里“并不爱国”的伪君子们不同，蠢货们是真爱国，但他们的爱国往往在客观上起到了“害国”、“给国家添乱”的效果。
为什么蠢货们的“ 爱国”往往在客观上反而起到了“害国”、“给国家添乱”的效果？因为蠢货们“蠢”，他们没有自主思维，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辨别能力，他们的“爱国”只是“他们以为的爱国”而已，他们的“爱国行为”在实际上是不是会让国家更好，他们是看不懂其中的“逻辑链条”的。他们的“爱国热情”是盲目的，不理智的，往往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甚至成为邪恶手中的工具，“以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
现实生活很复杂，人性也很复杂，不像看影视剧那样里面的好人坏人都能很容易分辨出来。现实中，无论好人坏人往往都说自己是好人，无论清官赃官往往都说自己是清官，无论爱国或害国往往都说自己是爱国。这种情况下，蠢人是分辨不出谁是真正的好人坏人、清官赃官、爱国还是害国的。
再举一个大清时期的例子。
大清嘉庆年间，候补知县 李毓昌被两江总督铁保派赴山阳县审核赈灾钱粮发放情况。查赈期间， 李毓昌发现账目很有问题，证据直指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贪污赈灾款。 王伸汉不愿坐以待毙，企图用赃款收买 李毓昌以为他掩饰罪状，但 李毓昌刚正清廉，不为所动，王伸汉的行为反而更坚定了 李毓昌认为他“贪污”的判断。于是，王伸汉买通了 李祥、顾祥、马连升这三位 李毓昌的仆人，给 李毓昌下毒并勒死了他，还捏造事实放出风声诬陷 李毓昌“向王大人索贿不成，担忧恶行败露，抑郁自杀”。因为贪官贪污赈灾钱粮而陷入困顿的灾民早就对贪污这件事切齿痛恨，自然对“索贿不成、抑郁自杀”的 李毓昌恨之入骨，痛骂其是奸臣，死了活该；为王大人向世人揭示了 李毓昌的“贪官真面目”拍手叫好、高呼“青天” 。
这些灾民，你能说他们“三观”有问题吗？他们的“三观”完全没有问题。他们是发自内心的“痛恨贪官”、“热爱清官”。但他们蠢，他们辨别不出谁才是真正的清官、谁才是真正的贪官。当贪官有了话语权，把清官污蔑成贪官，这些“发自内心痛恨贪官、热爱清官”的老百姓就都成了贪官的帮凶，清官反而成了他们痛恨的人。
这些老百姓都爱清官、恨贪官，他们都不想做贪官的帮凶，但他们还是成为了贪官的帮凶，帮助贪官戕害清官。而他们之所以成为贪官的帮凶，贪官所利用的恰恰是他们“爱清官、恨贪官”的热情以及他们的愚蠢！这是多么讽刺、多么悲哀的事情。
所幸嘉庆帝最后查明了真相，还了 李毓昌一个清白。
因为蠢人实在太蠢，看不明白，他们只能用一些很肤浅的表象来判断“谁正谁邪”、“谁在爱国谁在害国”而导致的一幕幕“颠倒是非”、“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屈害忠良”的悲剧简直数不胜数。
戊戌变法失败，刚毅在菜市口斩杀“戊戌六君子”的时候，大清子民觉得“诛杀奸贼”、“大快人心”，向“戊戌六君子“扔菜叶、砸石头以表达对“奸贼”的愤怒。大清子民自有他们判断“忠奸”的标准：这些维新派人士说大清的制度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要改那里要改。大清就这么多缺点、就没有一些优点值得你们夸赞的？你们专盯着大清的缺点，甚至大清是否真有那些缺点都不好说，那些所谓的“缺点”说不定是你们捏造出来“刻意抹黑”大清的呢？你们不是奸臣谁是奸臣？人家那些忠臣怎么就能看到大清的种种优点，为我大清的种种优点而张目、而自豪呢？
大清与日本之间的那场甲午战争。战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对中日实力有比较清醒认知的人纷纷表态“战争打不得”、“大清的军力已经不如日本”；翁同龢等主战派却战意汹汹，立场强硬，认为“日本蕞尔小邦，不可能是大清的对手”。于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李鸿章当然是汉奸，认为“我大清强大”的翁同龢当然是忠良。
甚至，甲午战争开打以后，虽然事实上清军节节败退，但谁敢按照事实说话，告诉大清子民“清军不断失败”，那大清子民就认谁是汉奸，谴责谁在“恶意唱衰”大清，不安好心；有些媒体捏造“清军大胜、痛击日本”的假新闻，大清子民觉得这样的媒体给大伙儿带来了扬眉吐气的好消息，更“爱国”。
当然，“蠢货爱国”其实是“害国”也不是东方民族的专利，西方也有。二战初期，德国“闪击”低地国家，侵入法国，英法联军苦苦支撑，有英国人认为法国撑不住了，很快就会投降，英国应该尽快做好孤军对战德国的准备。这种言论也立即被英国的蠢人们指责为“不爱国”、“恶意唱衰法国盟友”；那些高喊“法国必胜”的人才是“爱国”。
还好丘吉尔作出了“法国将失败”的判断，让英军做好准备，一旦法国投降就炸掉法国的舰队，以免被德国利用来进攻英国；如果听蠢货们的，一厢情愿相信法国“不会失败”，不对法国失败的情况的出现做好预案反应，英国将会非常被动。
无论东西方，“蠢货爱国”都是往往起到“害国”的实际作用，主要原因就是蠢货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没有判断力，他们的“爱国热情”是真的，但他们的“爱国热情”是盲目的。蠢货最重要的是先让自己变得聪明、理性起来，改掉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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