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知名学术打假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实名举报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院长苏某某的一篇Nature子刊论文涉嫌严重数据造假。而此前已经有同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三所知名高校的“国家杰青”被论文造假。
一场由科普博主发起的学术打假风暴，正在撕下中国科研界的光环。在顶级期刊上的重磅成果被质疑“连随机数生成器都不会用”时，公众也开始追问：这套运行数十年的科研评审体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自媒体打假，撕下科研工作的高端伪装
2026年4月到5月，一个自称“普通研究生”的科普视频博主，让多所“985”高校坐立不安。
“耿同学讲故事”的学术打假之路始于一次偶然。他在与同学聊天时得知，论文里的原始数据其实是“可以查的”。他开始翻阅生物、医学领域的实验性研究，很快发现了异常。“问题太多了，比较离谱。”图片重复、数据异常、补充材料里隐藏的疑点，被他以短视频形式曝光，迅速吸引大量网友围观。
截至目前，他已连续实名举报了四位国家杰青论文造假：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发表于《自然》的论文涉嫌原始数据造假；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发表于《自然》子刊的论文涉嫌严重学术造假；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康铁邦发表于《自然·细胞生物学》的论文涉嫌“图片重复使用、数据异常”；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发表于《自然·细胞生物学》的论文同样被指出大量数据异常。
被质疑的论文有一个共同特征：均发表在《自然》或其子刊等国际顶级期刊上，且均涉及肿瘤治疗等前沿领域。三所涉事高校的反应速度也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四月中旬以来，多所高校在质疑发酵后数日内密集通报“已启动调查”，口径如出一辙：“对学术不端行为坚持‘零容忍’”。
同济大学率先公布了处理结果：论文被确认存在学术不端，通讯作者被免去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两级，取消24个月内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等资格；第一作者被解除聘用关系。南开大学在“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的通报中承诺“根据调查情况严肃认真处理”。中山大学在康铁邦被举报次日发布通报，仅隔数日又被指同一高校另一副院长论文数据可疑。
对公众而言，这些事件带来的不仅是震惊，更是一种关于“科研神圣性”的集体祛魅。“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的头衔与“64个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完全相同”这样的造假手法放在一起，让外界开始对高校的科研质量和经费监管产生根本性质疑。
造假的论文为何能够成功发表
一篇顶刊论文从投稿到发表，要经过编辑初审、外部同行评议、多次修改等环节。一个值得反复追问的问题是：连自媒体博主都能轻易发现的数据异常，专业编辑和外审专家为什么看不出来？
“耿同学”本人的解释或许足够直白：“期刊编辑部的主要职责是评估论文的逻辑合理性和创新性，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能力对每一篇论文进行实验复现。责任主要在课题组内部。”
但从制度层面看，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以被质疑的论文为例，造假手法之粗糙令人咋舌：陈佺团队论文中连续64个数据的小数点后两位完全一致，相关方竟回应称是“四舍五入操作导致”；邝栋明团队论文中，一组检测IL6ra mRNA表达量的数据与一组检测肿瘤体积的数据序列高度相似甚至部分数值完全雷同；苏佳灿论文中13个实验数据中8个完全一致，71个数据点中51个小数点后均为0或5。在专业人士看来，生物学实验存在测量误差和随机波动，如此大规模的规律性在正常实验中几乎不可能发生。
然而，同行评审的设置目的本身就不是核实数据，而是判断论文是否符合研究规范、是否具有学术价值以及研究与结论之间是否相互匹配——评审员会默认数据来源的真实性。一项针对同行评议造假论文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同行评议造假论文问题尤为突出，总量约占全球的3/4，远高于其他国家。
更大的漏洞来自匿名评审制度本身。有评论尖锐指出：“评审人参与了论文放行，却不必面对放行后的任何后果。他们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撤稿声明里，不会出现在调查报告里，也不会出现在任何公开的责任追究程序中。”这套制度用匿名来隔断人情和权威的干扰，却在保护公正的同时也保护了草率判断，阻断了责任追问。最终，人人都参与了判断，人人又都可以说自己不是最终责任人。
这种责任真空在耿同学的打假中暴露得相当彻底。一篇论文发表前经历了同行评议，发表后却要靠一个科普博主来推动纠错，至少说明这套匿名评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失灵了。
当然，人情、关系和学术地位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有知情人士指出，大牌学者的论文更容易通过评审，部分评审人对“权威”心存敬畏，不愿或不敢提出尖锐质疑。中科院曾发布提醒，要求学术评议人“珍爱学术的纯洁性，保持学术评议的独立性、纯粹性和公正性”，反对接受被评议人及其关系人的各类请托评议行为。这一提醒本身，恰恰折射出行业内“人情评议”并非个案。当一篇论文背后站着“国家杰青”“长江学者”“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等多重身份，评审人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学术造假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造假者并非不知道后果。风险如此明确，为什么还要以身犯险？
外部压力是一个绕不开的因素。近年来，“非升即走”制度在越来越多高校推行。在高强度的学术市场同行竞争与持续压力下，焦虑情绪甚至失范行为极易发生。一位分析人士指出，部分高校对青年科研人员“重考核轻培养”，以“数”代评，以“走”代管，这会催生大量“短平快”研究，甚至滋生数据造假、论文挂名等学术不端行为。在高强度的学术市场同行竞争与“非升即走”的持续压力下，职称晋升期往往是违规行为高发的节点。
与此同时，诱人的利益补偿构成了另一种驱动力。在不少高校，发表一篇高水平论文意味着数十万元的科研奖励、职称晋升的通行证、后续项目的敲门砖。据公开资料，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发布重大项目立项领域81个，资助重大项目50项，直接费用总计近7.2亿元，平均资助强度约1400万元/项。2025年共资助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74项，直接费用约8.5亿元。其中，资助部门推荐类仪器项目4项，平均资助强度约7850万元/项；资助自由申请类仪器项目70项，平均资助强度约760万元/项。一旦学术成果直接与资源配置、个人收入、学术地位挂钩，发表指标就会被无限放大而科研过程被不断压缩，论文便从探索真理的工具异化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科研人员与高校教师在压力之下，部分人可能因能力、时间或资源所限，被迫寻求“捷径”。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的集中化。近年来学术界的种种乱象背后，往往指向行政权力对学术资源的过度渗透。项目资源、实验室空间、博士生名额、职称晋升名额，都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牛”手中。年轻学者和身处边缘位置的教师要想分到一杯羹，就必须在短期内拿出“重磅成果”。有研究指出，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重“争取资源”轻“成果落地”，对项目进展、经费使用、成果真实性的核查缺乏有效手段，这为数据造假和经费套取留下了空间。
近年来，数据造假、图片篡改、论文“工厂”生产，一批违规中介游走在灰色地带，已成为污染学术生态的顽疾。更关键的是，造假成本过低是骗子横行的一大推手。过去十多年，高校学术不端事件屡有发生，但被证实后，多以当事人辞职走人或学校解除聘用协议作罢，鲜有人承担刑事责任或民事赔偿。这种低风险的现状，无疑变相鼓励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面对学术界的乱象，一些积极的改革正在推进。国家卫生健康委已于2025年启动为期三年的医学科研诚信专项治理，要求加强外文期刊撤稿论文主动监测，建立国内医学期刊论文监测机制，公开通报科研失信行为查处结果。2024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研诚信建设和学术不端治理的指导意见》。
但这些制度建设的成效仍需观察。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涉事高校的调查尚未公布最终结果，公众期待的不只是一纸“高度重视”的通报，而是真正经得起检验的调查结论。与此同时，学术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改革也不可或缺。打破“唯论文”的评价枷锁，让科研回归探索真理的本源，已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如何抓紧做”的问题。
“耿同学讲故事”在采访中说，他最希望看到的是那些离谱的造假论文被撤稿或被修改，“别误导学生，别污染学术环境”。这或许是这场学术地震中最朴素，也最有分量的声音。
（文章综合光明网、南方周末、川观新闻、极目新闻、搜狐网等）
撰稿：张勇、王子翼
编辑：王槐鑫
审核：吴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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