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苦汉久矣
西汉中后期，朝廷嘴上喊着强汉口号，百姓生活愈发艰难，《汉书》记载富人田地连成一片，穷人却找不到立足之地，农民常年忙于种地、修路、戍边和服徭役，负担比从前加重三十倍，许多人失去土地仍要缴税，一边向官府交粮，一边给地主纳租，就像被两头拉扯的耕牛。
汉武帝打匈奴通西域,名声传得远,国库却很快空了,文景时期积攒的钱财,没几年就用完了,朝廷没办法,只能实行盐铁专卖,还让百姓互相举报富人藏钱,这叫做算缗告缗,商人做不了生意,手工业也垮了,老百姓变得更穷,这种做法不是在管理经济,而是皇帝直接伸手掏百姓的口袋。
地主不断买地，手里的田地越来越多，自耕农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卖掉土地，变成佃户或奴婢，这些人不再向国家交税当兵，国库收入减少，官府便对剩下的农民加征赋税，农民越穷征税越重，赋税越重农民越穷，如同陷入泥潭无法挣脱，这是权力逐渐从朝廷转移到地方豪强手中的结果。
王莽推行王田制，说土地不能买卖，要恢复井田制度，戳中了百姓的痛点，给了王莽崛起的土壤。
一个思想漏洞
汉武帝在位时，把儒家捧上了至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说法，就是说如果皇帝做了坏事，上天就会降下灾害来警告他，比如出现日食、发生地震，这些都是在提醒皇帝要赶紧反省自己。这本来是儒家学者想用道德约束皇帝，让他不敢胡作非为，但后来这种观念慢慢变了味道，灾异不再只是针对皇帝个人的批评，反而演变成整个王朝快要灭亡的预告。
到了西汉末年汉昭帝时期，怪事接连不断发生，泰山上的石头自己立起来，白乌鸦成群飞进长安城，人们不再把这些怪事和皇帝做错的事联系起来，而是认为刘家的气数快要到头了，汉哀帝与平帝时期，大家开始相信一种新说法，汉朝属于火德，火快烧完了，应该换土德的新主人上台，天命不再是刘家独有，谁手里有证据，谁就能去争夺。
有个小官叫眭弘，他负责管理符节，看到泰山出现奇怪景象，就直接上书说皇帝应该学习尧舜，把皇位让给有才能的人，这话太惊人，结果他被处死，但这件事没有压住，反而在读书人中间慢慢传开。
王莽于是顺着这个趋势上位，努力证明自己就是天选之人，他叫人写了四十多篇《符命》，搬出《河图》和《洛书》，说自己是土德圣人，他穿的衣服、改的年号、设立的官职，全都按照谶纬来做，整个知识圈等待的并不是乱臣贼子，而是一个完全符合预言的好人——王莽正好长成了他们想象的样子。
权利的真空
其实如果西汉末期能出几个像汉文帝这样的狠角色，王莽也是没有一点机会的。但奈何一代不如一代。
汉成帝在位二十六年，最后没有留下儿子，他整天和赵飞燕姐妹在一起，朝廷事务基本不过问，接着是汉哀帝，二十五岁就去世了，也没有孩子，还公开说过要把皇位让给男宠董贤，再后来是汉平帝，九岁当上皇帝，十四岁突然死在未央宫，史书没有写清楚死因，但时间正好赶上王莽掌权最紧的时候，三位皇帝都没有后代，刘家直系血脉断了，皇位继承这条路彻底走不通。
王政君从汉元帝的皇后变成太皇太后，她活到八十四岁，掌权时间超过六十年，她家的王氏子弟接连担任大司马，控制禁军、人事和诏书起草，形成“太后加大司马”说了算的局面，皇帝只剩下盖章的功能，王莽在平帝时期已经能直接发号施令，皇帝只管签字，连装样子都懒得做。
王莽的人设收割战
万事俱备，舞台都已经准备就绪，王莽开始了封神表演。
王莽用十年时间慢慢把自己包装成道德模范,让天下人都觉得这个人要是不当皇帝,天理都难容。
他本可以享受富贵生活，却特意穿着破旧衣服，乘坐牛车出行，把全部俸禄都分给穷苦人和家中门客，他的妻子出门时穿着粗布短衫，路上行人见了还以为是个使唤丫头，这种故意装穷的做法在当时很受百姓欢迎，因为西汉末年老百姓早已看厌了贵族奢侈浪费的作风，就盼着真有官员能够约束自己、尽心为公。
他儿子杀害了家中的婢女，按照律法本不必抵命，王莽却执意逼迫儿子以自杀来承担罪责，这件事传开以后，读书人纷纷称赞他，称其行为是大义灭亲，实际上这并非依法行事，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表演，王莽将自家悲剧转化为面向全国的道德教化，效果比颁布诏书更加显著。
慢慢地，他被众人捧得如同周公再世一般，今文经学派学者宣称他是复古改制的唯一人选，地方官开始编造祥瑞、上报民情，太学生也跟着喊话表示支持，他还没正式称帝，舆论早就为他铺好了红毯。
在公元5年到8年这段时间里，全国总共有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一起上书，请求他登基称帝。那时候汉代的识字率还不到十分之一，交通也很不方便，能凑出这么多人来签名，是因为地方官员出面组织、儒生帮忙写稿子、学堂帮着传播消息。这不是虚假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动员出来的“民意”。
大局已定，谁也挡不住改朝换代的步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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