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施尔佩罗尔德被认为是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爆发的“零号病人”。
早期症状与流感几乎无从区分，
病死率却可高达约40%。
阿根廷火地岛首府乌斯怀亚的郊外，有一座被当地人视为不祥之地的巨型露天垃圾场。这里老鼠横行，垃圾堆积如山，居民避之唯恐不及。
但对全球观鸟者来说，这里却是一处圣地，垃圾山上栖息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猛禽——白喉巨隼。
3月27日，为了观测白喉巨隼，70岁的荷兰鸟类学家利奥·施尔佩罗尔德和69岁的妻子米丽娅姆来到乌斯怀亚。去年11月底，两人飞抵阿根廷，计划用五个月穿行南美，一路观测记录珍稀鸟类。乌斯怀亚是他们陆地行程的最后一站。
4月1日，两人在乌斯怀亚登上“洪迪厄斯”号邮轮。登船第11天，利奥突发疾病去世。
船上其他约150人此时浑然不觉，自己正漂流在一座病毒的牢笼之中。
“洪迪厄斯”号上的24天
4月1日，极地探险邮轮“洪迪厄斯”号从阿根廷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启航，驶向南极。船上共147人，其中乘客88名、船员59名，来自23个国家。
这艘邮轮由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造价8500万美元，是世界上首批获得极地六级冰级认证的民用船只。所谓极地六级冰级认证，意味着船舶在船体结构和关键设备上经过抗冰强化，可在夏秋季极地水域中航行于中等厚度的一年冰环境，且能应对其中夹杂的少量老冰。不过，这一等级并不代表船只可以全年穿越所有极地冰区，它更多说明该船适合执行较高安全标准的极地探险航行。
另外，为了应对极端寒冷的航行环境，全船采用加强型密闭设计，不设自然通风。舱内空气完全依赖中央空调系统供给。系统将回风与新鲜空气混合后，经风管送入各个独立舱室，以保证全船温度均匀。
·“洪迪厄斯”号。
旅程起初几天，一切都很平静。船上的乘客大多是年过六十的业余观鸟爱好者。甲板上有人举着长焦镜头追踪海鸟，讲座室里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轮流讲解极地生态，餐厅里人们端着酒杯聊天，分享白天的见闻。
4月6日，登船第五天，利奥开始发烧，伴有剧烈头痛、胃痛和腹泻。
这艘邮轮配有一名医生和一间小型医务室，但药品以晕船药、感冒药为主，没有呼吸机，也不具备病原检测能力。
随船医生初步判断，利奥是旅途疲劳或胃肠道感染，开了常规药物后，让他在舱内休息。但利奥的病情没有好转，反而迅速加重，出现胸闷和呼吸困难。
五天后，利奥停止了呼吸。
4月12日上午9点，船长扬·多布罗戈夫斯基向全船宣布了利奥的死讯。一名土耳其旅游博主鲁希·杰内特用手机录下了这段讲话。
·在“洪迪厄斯”号上的鲁希·杰内特。
船长说道：“悲伤地通知大家，昨晚我们的一名乘客突然去世了。虽然很悲痛，但我们相信他的去世是自然原因。医生告诉我，他所面临的健康问题不具备传染性，所以船是安全的。”
杰内特回忆，广播之后人们放松了下来。船上的生活几乎没有变化，三餐照旧，约150人挤在同一间餐厅里，肩并肩吃饭。
·杰内特拍下“洪迪厄斯”号船长讲话的画面。
利奥的遗体被安放在船上一间小型冷藏停尸间里。这是极地探险邮轮预设的临时空间，位于下层甲板的角落，远离乘客活动区域。
之后，有人注意到米丽娅姆变得非常虚弱。但大家都认为，她状态不佳只是因为刚刚经历了丧夫之痛。不少乘客主动拥抱米丽娅姆。杰内特后来回忆说：“所有人都觉得她太可怜了，大家都去安慰她。”
接下来十多天，“洪迪厄斯”号继续向南航行，先后停靠在南美洲南部海岸以东的福克兰群岛和南乔治亚岛。杰内特拍下的画面里，船上一切如常，乘客们围在自助餐桌旁，有说有笑，没有人戴口罩。
·杰内特拍下“洪迪厄斯”号内乘客们的活动。
然而此后，船上不断有人感觉不舒服，随船医生开始忙碌起来。由于那片海域本就颠簸，船上又以六七十岁的老人居多，大多数情况被诊断为晕船。陆续有几个人出现轻微的消化道症状和低烧，但没有人把这些和刚去世的利奥联系在一起。
4月13日至15日，船停靠在英国海外属地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这是全世界最偏远的有人居住的岛屿，常住人口约250人。一百多名旅客下船，与岛民互动。
·杰内特拍下正在航行的“洪迪厄斯”号。
4月24日，邮轮在西非海岸以西约1900公里的圣赫勒拿岛停靠。此时利奥已在冷藏停尸间里躺了整整13天，米丽娅姆决定带丈夫回家。她在圣赫勒拿岛下船，打算经南非转飞荷兰。
杰内特在飞往约翰内斯堡的航班上再次见到了米丽娅姆。“我看到她坐在轮椅上，这很不寻常，因为她之前走路完全没有问题。”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米丽娅姆。
与米丽娅姆一同在圣赫勒拿岛离船的，还有约30名乘客，来自至少12个国家。无论是船方还是当地卫生部门，都没有对这些人进行额外的健康问询或筛查。他们就这样各自散开，融入了下一段行程。
致命旅行
利奥和米丽娅姆来自荷兰小镇豪勒韦克，一个只有三千居民的小村庄。
利奥今年70岁，1983年毕业于格罗宁根大学生物学专业，是荷兰备受尊敬的鸟类学家。米丽娅姆今年69岁，同样是一位鸟类研究者。两人因对鸟类共同的热爱走到一起，从事鸟类学研究与观测已超过四十年。
这次南美观鸟之旅始于去年11月底。3月13日，两人经陆路前往乌拉圭，27日返回阿根廷，直奔他们此行最后一个目标——乌斯怀亚郊外的一座巨型露天垃圾填埋场。这里是白喉巨隼的栖息地，也是火地岛省最大的露天堆积场。垃圾体量远超官方最初设定的填埋上限，未经处理的废弃物堆积成山，吸引大量啮齿动物在此筑巢繁衍。
过去二十年间，阿根廷政府多次提出搬迁或改造方案，但由于财政困难、替代选址争议和行政效率低下，工程一拖再拖，至今未有任何实质性进展。露天堆积与鼠患因此成了常年无解的死结。
·白喉巨隼。
不幸的是，这趟观鸟之行，最终成了他们人生的终点。
利奥去世后，米丽娅姆带着丈夫的遗体踏上归途。她原本计划先从圣赫勒拿飞往南非约翰内斯堡，再转乘荷兰皇家航空飞回阿姆斯特丹。但在圣赫勒拿登上航班时，她的身体已出现消化道不适症状。
抵达约翰内斯堡机场后，米丽娅姆短暂登上了飞往阿姆斯特丹的飞机，但机组人员发现她病情严重，将她紧急送往当地医院。
4月26日，米丽娅姆在约翰内斯堡的医院里停止了呼吸。此时距利奥去世，已过去整整两周。她的遗体随后被检测出汉坦病毒阳性。
唯一能人传人的汉坦毒株
5月2日，一名德国女乘客在船上离世，死因系急性肺炎引发的呼吸衰竭。她自4月28日起出现发热和全身不适，随后病情迅速恶化，发展为肺炎。
这是该船航程中发生的第二例船上死亡。她的离世让这艘漂泊邮轮所牵涉的危机真正被推到了各国政府面前，船上的气氛开始明显紧张。
病毒无声传播，随船医生也倒下了。这名医生在接连照护重症患者后感染，症状严重到只能把自己关在舱房里。
接替他的，是来自俄勒冈州本德市的退休肿瘤学家斯蒂芬·科恩菲尔德。他每天穿戴N95口罩、护目镜和围裙，在舱房里测血氧、监测体温和生命体征，一天工作近十八个小时。
“事情在24小时内就迅速升级了。”他后来回忆，“一名患者死后，医生和另一名工作人员病情也在恶化。接着，第一个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出来了。”
原定的航程终点佛得角共和国拒绝船只靠港。佛得角派出医疗队登船评估，接走了几名严重病患，但明确表示该国不具备大规模人员转运和隔离的条件。船上剩下的人被困在离岸不远的海面上，成了一座“海上孤岛”。
·2026 年5月6日，佛得角首都普拉亚港外海，航拍画面拍到医护人员协助乘客从“洪迪厄斯”号邮轮转移至接驳船只。
2026年5月5日，世卫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达成协议，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洪迪厄斯”号，允许其在加那利群岛靠岸。
5月10日清晨5点30分，“洪迪厄斯”号缓缓驶入特内里费岛海域，在离岸约500米处抛锚。撤离乘客穿着全套防护服，每人只能携带少量物品，分批乘充气艇抵达陆地。截至当天傍晚，来自19个国家的94人完成转移。此时距离利奥在船上第一次发热，已过去整整35天。
接着，世界卫生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公布了检测结果：经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和瑞士日内瓦大学医院确认，病毒属于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毒株”——目前已知唯一被证实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
它的潜伏期通常为1至8周，早期症状与流感几乎无从区分，病死率却可高达40%。传播通常需要严格的条件：需要长时间密切接触，或直接暴露于患者的体液和呼吸道分泌物。而在“洪迪厄斯”号上，全密封的船体、循环送风的中央空调、封闭的餐厅和讲座室，恰恰把这些苛刻条件变成了日常。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科副主任赵雷分析认为，这场邮轮疫情之所以如此致命，“可能是邮轮远离大陆，医疗条件不足，且无法及时转诊导致。邮轮虽然四周空旷，但内部主要依赖中央空调系统通风，除人际传播外，若船上有携带病毒的啮齿动物，其分泌物和排泄物形成的气溶胶可能通过通风管道扩散到各个舱室，增加感染风险。”
多家国际权威机构与学术期刊的分析引发了更多思考。气温上升和降雨模式改变，可能导致携带病毒的啮齿动物扩大繁衍，当人类进入这些区域的频率日益增加，病毒的接触概率被成倍放大。
阿根廷传染病专家雨果·皮兹公开表示：“由于气候变化，阿根廷正变得更加热带化，这给小鼠提供了更多食物来源，种群急剧扩张，汉坦病毒的扩散范围在逐年扩大。”自2025年6月以来，阿根廷卫生部已报告101例汉坦病毒确诊病例，接近上年同期57例的两倍，创下2018年以来同期最高病例数。
对施尔佩罗尔德夫妇来说，这趟源于鸟类研究和观测的旅程，最终成为两人的最后一段行程。利奥和米丽娅姆的讣告写道：“像飞翔的鸟儿一样，我们会想念你们和那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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