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蝶与潘有声复婚仅五年便经历丧夫之痛，晚年在温哥华生活安详，最終与丈夫同眠异国墓园！
1941年12月25日清晨，香港岛的炮声刚停，下环街头却已满是拖家带口的难民。码头上一艘驶往广东的小轮鸣笛离岸，甲板上站着昔日“电影皇后”胡蝶，她揽着年幼的孩子，身旁三十口大箱子装着全部家当，不到一天便在混乱中不翼而飞。
那些箱子里塞满金银首饰、戏服与珍本剧本，是十多年荣华的总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胡蝶和丈夫潘有声在借住的客栈里面面相觑，苦涩难言。有人悄声提醒：“拿不回财产，就去找戴先生，他的手段别人学不来。”乱世里，权势往往是最后的保险。
杨家山公馆以往大门紧闭，当天却灯火通明。戴笠的助手把堆满卧室的新箱子指给胡蝶看，“失而复得”的场面像一出周到的戏。胡蝶瞧着相似的珠链、呢绒大衣，心里却明白代价不止致谢茶宴。果然，潘有声很快被调往云南“帮忙开拓生意”，夫妻天各一方。
独居公馆的胡蝶，被绸缎锦缎包围，却睡不安稳。她常把一纸离婚证明翻来覆去，窗外宵禁警笛此起彼伏，不知何时能再见家人。娱乐圈里关于她与军统“头号风云人物”的流言四散，朋友张蕙来探望，只说一句：“忍着吧，天不会一直黑。”
转折在1946年3月17日到来。大雨瓢泼，南京黛山上空，一架飞机失事起火，机上戴笠及随行军官全部遇难。军统体系顿时风声鹤唳，杨家山公馆关门，胡蝶仿佛踩空，却也摆脱了看不见的枷锁。几周后，潘有声带着孩子来接她，站在门口默默递上一封家书，并未多言，只轻轻一句：“回去，日子总得过下去。”
当年秋天，一家人抵达复苏中的香港。工地上吊臂林立，商铺招牌才刚挂起，正是闯荡的好时候。潘有声盘下一家洋行，主做南洋木材和英国纺织品，胡蝶把自己收藏的旗袍改成精美橱窗展示，一举赢得上流太太们的青睐。生意滚雪球，夫妻夜夜对账到深更。旁人只见风光，不知潘的胃病已被苦咖啡折腾得不成人形。1951年冬天，他在医院里合上眼，手心还紧握着那枚旧结婚戒指。
痛过之后，生活得继续。1959年，港岛电影业重燃炉火，制片人求到家门口，诚意十足。胡蝶沉吟片刻，接下《后门》，首映夜灯光璀璨，她凭老辣演技拿下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杯亮闪闪，却比不上舞台门口那张空椅子刺眼。1966年，她拍完《塔里的女人》，把化妆台前的镜子蒙上白布：“够了，跟银幕说再见吧。”
年过花甲，她听从子女建议，移居加拿大温哥华。那年，远在上海的故宅早已易主，老友稀疏，往返手续又繁复，她只得把对故土的牵挂寄在每年一次的清明。1984年，她写信托人捎话回上海：“若能归去，愿再踏石库门，听黄梅调。”字迹略显颤抖，却写满思慕。
晚年的日子极其简单。晨起煮一壶淡茶，午后剪报修剪花枝，傍晚必定去附近墓园，替丈夫擦拭石碑。石碑上刻着：潘有声，1903—1951，旁边预留一行空白，她说终有一天要把名字刻上去。每逢香港上映老片，邻居邀她同看，她只是摆手：“那都是过去的人啦。”
1989年4月23日凌晨，温哥华春寒料峭，胡蝶静静阖眼，享寿81岁。家人遵其遗愿，将两只骨灰盒和一只当年剩下的红木箱并排下葬。草坪上无鲜花，无追悼词，只有风掠过松枝，带走尘封半世纪的喧嚣。乱世拆散的夫妻，终于在万里之外的异乡并肩躺下，他们的故事就这样停在一方黄土之间，却在旧时光的胶片里，永不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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