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为何会在与李世民争斗中失利？误信玄武门守将常何的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武德七年初秋，长安北城门值勤册上忽然多出一个新名字——常何。对京城禁军而言，他算陌生人；对两位皇子却并不新鲜。秦王李世民当年在河洛决战王世充、窦建德时，常何就披甲随营；太子李建成去年平定刘黑闼，也把这位骁将调在麾下。双重履历，让他在宫城门洞边的甲胄映着两重身影，一面是秦王旧将，一面是太子部下。对于正在暗暗较劲的兄弟二人，这无疑是危险的信号，却偏偏没有人当真留意。
把时间往前推五年。隋末天下崩裂，汴州一带盗起如麻，二十来岁的常何不过是仪县乡间的弓马好手，却已召集五百乡勇，打着“护乡保民”的旗号四处征粮。大队人马渐次汇流，他很快被瓦岗军头领李密相中。时值大业十三年，洛口仓的粮秣刚落入瓦岗之手，李密急需敢冲敢拼的骑士。荥阳大海寺伏击战那天，常何仅带二十骑，借寺院廊庑掩护，一阵突袭斩下隋将张须首级。战场赞呼四起，当夜李密拔剑封他为“雷泽公”，上柱国，帐前诸校尽皆称羡。
然而，瓦岗的鼎盛不过昙花。唐帝国于618年在长安立足，洛阳却成众雄必争之地。唐高祖李渊以“来者不拒”的怀柔政策招抚各路义军，许以故官旧爵，并派使者秘密与李密相交。常何看得明白，他屡次劝李密顺势入主长安，“今日不去，恐后悔无及。”李密闻言，沉吟良久，只留一句含糊的“再议”。可没过多久，李密转身奔往突厥，瓦岗军毁于一旦。临行前，常何跪在马前：“公若执意北走，他日无路可归。”李密叹息挥手，仍策马而去。常何随行至潼关外，再难压下心中疑虑，便率部折向东都，自此与旧主诀别。
洛阳当时已为王世充所据。为了保全部下，常何暂投其麾下，换得一线生机。不料仅两年后，王世充兵败虎牢。李世民收编降卒，见到常何时，笑道：“当年大海寺一骑冲阵的胆气，我未忘。”一句话，仿佛把从瓦岗到东都的曲折尽数抹平。常何被授车骑将军，随即西入潼关，会师于渭水。
李世民的用人章法，与太子截然不同。他将交战中擅长游骑的常何安置在北门，表面是抬举，实则布子。北门与宫城玄武门只隔半里，既是护城要津，也是监控宫禁的最佳位置。从此，常何白日演练健儿，夜间与秦王府暗通军情；但在外人看来，他依旧是太子倚重的悍将——毕竟两人共同出征河北的战报上，常何的名字与太子同列首功。李建成因而对他信心骤增，还曾在营帐中拍着肩膀说：“有你在，我放心。”
626年六月初四清晨，长安城突起杀声。玄武门外，东宫宿卫闻讯调兵，却被一支熟门熟路的劲骑生生挡住。为首者正是常何。他勒马高呼：“奉高祖诏，非诏者不得入。”瞬息间，太子余部在门外受挫，城内箭矢疾落，李建成与齐王元吉倒于血泊。史书对这段情节着墨不多，只记“常何以宿卫故，门内事定”。但对知情者来说，那柄曾在武德七年由秦王赐下的金饰短刀，或许在此刻才显出真正分量——它不是奖赏，更像誓言。
李世民登基后，常何的名号很快淡出史册。只在几年后的封赠诏书中，能看到“授右卫大将军，赐实封”的简短记录。有人疑惑，为何如此关键人物反倒低调？答案可能就在后世传下的墓碣里。碑文记他“历事三朝，克终其节”，大略勾勒出从隋末草莽到唐廷宿卫的全程，却对玄武门轻描淡写，只言“遇大驾，翼卫有功”。在那个崇尚家国天下的年代，个人的闪转腾挪不便昭示于后世，反而要归结为“护社稷”的大义。
细读常何的生命轨迹，能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每一次他面临去留抉择，都偏向潜力最强、组织最稳的那一方。瓦岗兴则入瓦岗，唐兴则劝主归唐，王世充将败先行抽身，京师权力天平倾向李世民时又站在了玄武门内侧。把这解释为见风转舵似乎也说得通，但若联想到隋末群雄多已灰飞烟灭，而常何在血雨腥风中安然善终，不得不说，这份冷静衡量大势的能力，也是那一代武人活下去的底牌。
至于李建成的失算，则与情报滞后脱不开干系。东宫笼络了大批羽林军，却忽视了北门这一小缺口；对常何的信赖只凭同袍记忆，却未深究其在秦王府的旧事。兄弟相争，胜负往往取决于细节，玄武门一瞬即是写照。
常何之名没有列入二十四功臣，也未能伴随昭陵石刻列阵。但在唐人追封之风中，他仍获“赠幽州都督”，其后裔据说在幽州一带世为勋族。墓碑断裂，史书寥寥，唯有那座城门的青石台阶，或许还残留当日马蹄的碎声。乱世武夫的选择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唯有把握住时代暗流的人，才能在刀光剑影后留下名字，而常何正是其中极少数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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