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卸任后，彭真接替他的职务，97年生病之际坦言：我一生无憾|中央|延安|彭真

叶剑英卸任由彭真接任，晚年患病时坦言自己一生无憾，这番心声令人动容

1956年10月，北京市委常委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桌面上摊开的并不是成堆文件，而是一幅按五十年后交通量推算的道路草图。面对“人口可能突破一千万、汽车或达百万”的预测，有同志迟疑：“路再宽，会不会浪费？”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却放下铅笔，平静地说：“今后麻烦的是路窄，不是路宽。”一句话击中了问题要害，规划方案最终按“预留余量”原则通过。多年后，城市规模验证了这份未雨绸缪。

这样的远见并非偶得。时间回到上世纪20年代的山西。五四新思潮涌入太行太岳之间，青年学生办夜校、印小册子，讨论俄国革命与工农运动。1902年出生的傅懋恭就在这股浪潮里成长。他改名“彭真”后，更习惯在随身木箱中塞满书刊，走到哪里，宣传就做到哪里。1924年，他带着《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十几种读物跑到临汾，白天给机修学徒讲课，夜里与铁路工人围炉长谈——“选书就像选路，各位自己决定。”青年们至今记得那口旧木箱和里面的油墨味。

1929年夏，白色恐怖笼罩北方。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彭真被捕押往河北省第三监狱。牢房阴暗，稀饭拌草籽的“杂合粥”难以下咽，他仍设法组织秘密支部。更难得的是，他利用有限的法律知识，起草申诉书，迫使当局承认审判程序瑕疵，11名同志终被轻判。1935年刑满出狱时，他带走的只有一本磨损的《资本论》译本，却保存了尚在运转的党组织网络。

1937年春，他抵达延安，正式将“彭真”作为公开姓名。抗战岁月里，他在抗大和中央党校讲授辩证法，也在晋察冀边区奔走整合地方党务。1945年党的七大，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调任北京，兼管城市建设，既要修路、铺轨，也要兼顾胡同肌理的历史文脉。

家乡事务从未离开他的视线。1958年，曲沃县浍河水库动工，15万民工昼夜鏖战，第二年库坝合龙。1961年12月4日，他踏着冻土来到大坝顶，强调“不仅要拦水，更要护林”。当地干部回忆，那天他只喝了碗井水，拍拍袖管就继续赶路。

1966年后，他被迫离开北京。直到1978年国运翻开新篇，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走下飞机，不少工作人员喊出久违的“彭市长”。同一年，中央决定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97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挂牌，80多位法律和经济专家被请到机关，每天挑灯研讨，彭真自嘲这是“干粗活的班子”，却坚持每周批阅草案，逢难必到场。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干部年轻化”，元帅叶剑英率先表态退位。1983年2月，他郑重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勿再任”公函。4个月后，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选举，81岁的彭真以高票接任委员长。接过表决结果时，他只说：“过渡要平稳，法制要连贯。”

1986年春，他回到垤上村，只向县里打了一个电话，要求“不清扫街道、不挂横幅、不搞宴请”。老人挨家握手，嘱咐乡亲“多读一点书，少打一点牌”，当天傍晚便悄然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