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每每追忆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我都不免心惊肉跳。”国民党守军主将郑洞国晚年一回忆起长春之战的时候就后悔不迭，更是说道“此生此世我都将愧对”。在郑洞国看来，正是因为在1948年的长春战役中自己坚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才导致了这一灾难的产生。
杯水车薪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古之名将，深谙此道。对于长春之困，郑洞国三月走马上任时并非毫无准备。
郑洞国也算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了，他深知长春乃死地，守城即守命，而命脉系于粮仓。于是趁我军尚未合围的时机，他动用大笔东北流通券，令新7军、60军自行采购。
这两支部队中，新7军在此地经营已久，家底殷实；然而滇军60军初来乍到，只能现买现吃。这一差距也为后来60军的选择早早埋下了伏笔。
除此之外，郑洞国还授意长春市长尚传道筹措军粮，尚传道也算尽心，两个月内便购屯了约三百万斤军粮，又做主买下南京政府寄存的百万斤大豆，供市府八千职员警察糊口。
郑洞国还是不放心，于是又让人搞了一次清查，结果发现按照现在的粮食和人口，长春的守军撑到7月份就是极限，但是7月之后怎么样呢？所有人都不知道。
五月二十四日，大房身机场失守，我军铁臂合围，长春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岛。
郑洞国已经看出来了，我军如今采取这种方式，就是要把自己逼上绝路，活活困死。于是他也只能赶紧向蒋介石求救。
南京的馊主意
6月初的时候，南京方面回电，一封是发给当时长春守军的，鼓励他们援军会有的，但是一定要坚持住。
然而另一封电报则是单独嘱咐郑洞国的。这封电报杀心毕露，他告诉郑洞国，你不是没有粮食吗？不好意思，我也没什么办法。但是有一条路你可以选择，那就是把全市居民的粮食收起来，单独供给给军队。
老蒋给的这个馊主意，让郑洞国不敢轻易决定。于是他就把当时的长春市长尚传道也找来一起商议。面对老蒋的这封电报，二人想了又想，实在是不敢这么干。
如今形势已经相当混乱，无论是尚传道的手中队伍，还是郑洞国的手中部队，为了有口饭吃，已经不断骚扰长春本地居民了。要是再按照老蒋所说的，把居民手中的粮食全部给拿过来，那么整个城市里面必定会发生更大的暴乱，到时候都不用对手攻击，他们内部就会被瓦解的差不多了。
于是郑洞国想了又想，最后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下令整个长春居民只留最基本的口粮，把其他的粮食全部拿走，提供给军队。
郑洞国这种粮食政策一提出，整个长春更加混乱，粮食价格直线飙升。
面对长春城内粮食价格的变化，郑洞国等人虽有心调控，却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屋漏偏逢连夜雨，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南京方面好不容易派出的空援物资，却在空投的时候漏洞百出，有的不少甚至投到了我军的阵地上。而这有限的物资，对于被困的国民党部队来说，杯水车薪，反而还要想办法进行争夺。之前已经提到了新七军因为是郑洞国的嫡系部队，所以在物资补给上要比60军好上不少。
而60军因为是地方派系出身的部队，如今困难之际更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物资获取更为艰难，他们只能拼了命抢空投物资。在这样的绝境之下，使得不少60军将士们心存怨言，他们越来越感到替南京卖命是不值当的。
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曾泽生将军为了保全全军云南子弟，为了保全长春，于是毅然起义。
人心向背
“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曹操这句充满争议的话，被蒋介石以更残忍的方式实践了。
南京方面面对长春的困境，其实也是没什么好办法的，但是他们却有不少的馊主意。于是面对郑洞国不断求救的电报，蒋介石直接给出了一个最没有底线的办法，那就是让他把城中的居民全部赶出去。
自古以来两军交战最可耻的就是把百姓当做工具。而此时长春的守军已经被逼上了绝路，他们真的按照南京老蒋的指示，把城中的百姓赶了出来。而面对这些无辜的百姓，我军在一番思索之后，最终还是决定接纳这些难民。
随着形势的演变，长春之敌的覆灭近在咫尺。不过在这场大包围之中，由于南京方面的负隅顽抗和毫无底线的手段导致此役之中百姓遇难的有12万人，甚至超过了部队作战时的损耗。如此巨大的数字也是后来为什么郑洞国一提起来就心中后悔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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