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经李伟光安排,张志忠、庄索与林英杰、洪幼樵夫妇及其两岁幼子搭乘台北号轮船前往台岛。
张志忠、庄索均为台湾旅沪同乡会会员,林英杰、洪幼樵假扮为张志忠的弟弟。
根据蔡乾指示,先行赴台干部的首要任务是“设法寻找职业掩护,谋取立足处所”。
张志忠负责组织、联络和财务工作。
他首先前往彰化永靖,找到厦门集美中学的同窗王天强。
王天强是上海台湾青年团、上海台湾反帝同盟的积极分子,经翁泽生介绍加入共青团。
王天强和张志忠因同案被捕,被判两年徒刑。
日本投降后,王天强参加“台湾人民协会”和“台湾农民协会”,均任中央委员。
张志忠对王天强的历史和近况已有初步了解。
经考核,王天强经张志忠介绍入党。
张志忠将王天强交由洪幼樵领导。
洪幼樵负责台中地区的工作,王天强参加农运工作,后来担任台中县工委委员。
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台盟代表。左起:田富达、杨克煌、谢雪红、李伟光、王天强、林铿生(候补)
和王天强接上关系后,张志忠马不停蹄,前往台北找到老台共林樑才(林梁才、林良才)。
林樑才是李伟光介绍的关系,直属于蔡乾领导。
老台共、“台湾农民组合”和“台湾文化协会”成员,是张志忠的重点联络对象。
务必尽早和老台共领导人谢雪红取得联系,是蔡乾交代的重中之重。
谢雪红的缺点非常鲜明,她的优点也是世所公认的:勇为人先、奋斗不息。
老台共及原“台湾农民组合”中央委员长简吉和谢雪红一样,也在不懈奋斗。
简吉熬过日本殖民者的苦狱。
日本宣布投降后,简吉马上创设“台湾农民协会”。
1945年8月25日,谢雪红等发表公开信《告台湾青年书》。
10月5日,谢雪红、杨克煌、王天强、廖瑞发、林樑才、谢富等秘密设立“台湾人民协会”,发行《人民公报》,参与筹组“台湾农民协会”和“台湾总工会”。
1946年1月,“台湾人民协会”被当局强迫解散。
谢雪红等设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对内称为“台共建党筹备会”。
此前的1945年10月15日,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搭乘美军运输机先行赴台,《大公报》记者李纯青随行。
周恩来通过许涤新指示李纯青:在台期间多多联络老台共和进步人士,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
在台期间,李纯青接受中共委托,联络岛内进步力量,对进步势力作出调查,并和谢雪红会晤。
谢雪红告诉李纯青:老台共的人全部被捕,全部转向,只有我谢雪红一个人不转向。
李纯青在回忆文章里写道:我轻信了她的话。
李纯青是日本问题专家,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上海局的工作,建国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多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台盟总部副主席、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李纯青的所见所闻,周公很快收到报告。
根据蔡乾指示,张志忠经林樑材介绍,与谢雪红接上关系。
阔别十三载重返故土,张志忠原以为老台共会掌握部分武装,现状让他很失望:“回来一看,什么都没有,很遗憾”。
见到谢雪红等老台共后,张志忠意识到:“我们虽然觉得有争取团结老台共的必要,惟认为老台共有如下缺点,即很红,目标太大,斗争方式带公开的风头主义,接近他们很危险,而且他们自高自大,不能虚心接受领导,理论上是主观定型的空谈,与实践脱节,等等,使我们怀抱戒心。”
蔡乾认可张志忠的意见。
谢雪红也不信任张志忠。
听说张志忠的上级是蔡乾后,谢雪红更是坚持已见。
为澄清谢雪红的疑虑,张志忠主动建议谢雪红派人随其赴沪,听取上级指示。
谢雪红指派老台共杨来传为代表,随地下党员、原《扫荡报》采访部主任谢爽秋一同赴沪。
《扫荡报》隶属于国民党军委会总政治部。
谢爽秋是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
谢爽秋在任《扫荡报》采访部主任时赴延安采访过,因此在毛选中留名。
谢爽秋后来担任华东局台工委宣传科长,后转往外交系统。
谢爽秋和谢雪红相识的介绍人就是张志忠。
张志忠非常老到,没有和谢爽秋、杨来传同行。
来到上海后,杨来传住在李纯青家中。
华东局召集张志忠和杨来传开会,听取杨来传的来意。
负责人告诉杨来传:张志忠是台工委的代表,你们要听张志忠的安排,“建党筹备会”要解散。党章规定不能集体入党,只能个别审查、个别吸收。
6月17日,张志忠作为台工委代表,和“台共建党筹备会”代表杨克煌、杨来传、廖瑞发、林樑才在廖瑞发台北家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党筹备会”即时解散,接受台工委的领导,筹备会成员均接受为中共党员,今后不再发生组织上的联系,由台工委分别接受之。
因为太红,谢雪红没有参加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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