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苏州监狱一声枪响，缪斌成了抗战胜利后第一个被处决的国贼。而他比头号巨奸陈公博还要早死十三天，比褚民谊早三个月。实际上，缪斌被枪决的直接原因，还不是他替日本人做事的那些勾当，而是一份被美军从东京内阁档案中翻出的秘密和平方案。
有徒东渡
缪斌是黄埔军校出身，和蒋介石关系一开始也是不错的，所以也得到了重用。年纪轻轻的他身居高位，但是这个人身上有一些难以抹去的劣根性
一九二九年，缪斌因公开定价出卖县长职位被弹劾去职，随后持贪墨所得赴美留学，归国后又暗中替何应钦在日本与南京之间做些见不得光的联络。
在正式的军政系统中，个人品德比起忠诚来不值一提，只要你听话，哪怕品行不端，好像也没什么可以顾虑的。所以像缪斌这样品行不检点之人，依然靠着给上位者做事继续风光无限。
1937 年后， 缪斌被日本特务吉野弘实等人收买，公开出任伪“华北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长及副会长。
为了表现自己，缪斌撰写《新民主义》，鼓吹所谓“共存共荣”，配合日军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还在华北各市县普遍建立分支机构，办起青年训练所，毒害了大批年轻人。
缪斌是一个聪明人，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他敏锐察觉到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为了自保，他开始赶紧再次活动起来。
想当年，缪斌给何应钦做过事情，而他和戴笠也关系匪浅，
所以这一次，他又和重庆方面的何应群与戴笠暗通消息，摆出了一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姿态。
缪斌与戴笠有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一九四三年通过关系向军统输送日伪情报，还营救过军统人员的家属，受到过戴笠的嘉奖。
日军情报机关为了搜集重庆方面的情报，竟默许他使用无线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一个人能够被交战的双方同时视为“自己人”，这本该是不可思议的事，但缪斌做到了，不得不说，他还真是有点本事的。
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举行会议，蒋介石未被邀请。他担心日本以保留汪精卫政权为条件与盟国有条件媾和，更担心日军一旦崩溃，延安的军队将率先进入沦陷区。
于是，避开盟国单独与日本接触的意图在重庆悄然酝酿。
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在太平洋战局日趋绝望之际，也想以中国为中介与美英谈和。他通过内阁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将目光投向了缪斌。
双方一拍即合。三月十六日，缪斌奉蒋介石密令，化名“佐藤”，携带无线电台，乘飞机抵达东京。
荒唐的谈判
此行缪斌带去的是一份题为《中日全面和平实行案》的文件，核心内容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解散汪伪政权并取消伪满洲国国号。
缪斌看起来准备充分，但是日本陆军、海军和外相三方对缪斌的来历充满怀疑，中国派遣军中专门从事秘密谈判的今井武夫，公开以缪斌“品质低下”为由反对与他接触。
三月二十一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缪斌的方案，外相重光葵当场发难，甚至以辞职相要挟。
四十多分钟后会议便草草收场，天皇随后下令将缪斌遣返回国。缪斌无功而返，却浑然不知自己即将背上什么样得锅。
弃之如敝履
日本投降后，驻日美军在接收战时内阁档案时，赫然发现了缪斌与东久迩宫谈判的记录。
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直接电询蒋介石：为何瞒着盟国与日本单独媾和？苏联方面也在盟国对日理事会上提出指责，延安则批评蒋介石利用缪斌策划对日妥协。
蒋介石面对这三重压力，唯一的出路就是把缪斌彻底牺牲掉。
于是他一面复电麦克阿瑟“绝无此事”，一面下令立即逮捕缪斌。
在此之前，缪斌刚刚收到重庆政府颁发的八万元奖金和蒋介石签署的嘉奖令。
审判来得很快，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检察官列举缪斌勾结日本侵略者、通敌谋反、担任伪职长达八年等一系列罪行。
缪斌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蒋委员长曾说过，抗战有种种途径，除战场外，策反也是重要的工作。”
更加精彩的是，缪斌当场大呼“敬之兄”，讲述与何应钦的往来密情。
检察官怕他继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事情来也不得不一再打断他。
四月八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缪斌死刑。他当庭大喊：“判决完全与事实不符，一定要申请复判！”
眼见形势不妙，缪斌的秘书和家属在国民党要员中四处活动，甚至把缪斌的保险汽车送给了何应钦，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下午，缪斌在苏州监狱被执行枪决。据《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记载，临刑前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他索要纸笔，题诗一首：“浩气归太真，丹心照万民。平生慕孔孟，死作和平神。”
一个卖国求荣的国贼最后还在大谈孔孟，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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