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武汉大学宣布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从这一天起，任何人只需凭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在珞珈门、弘毅门步行入校，工作日和节假日都不受限制。
这所百年名校自2023年7月起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就此画上句号。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武汉多所高校也同步推出了类似政策，刷身份证便能入校。
开放首日恰逢双休日，武汉高校的校门口排起长队，成了热门打卡点，校园游火爆异常。刷身份证进校，在便利和秩序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但这条新闻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学的大门关得太紧了。
中国现代大学的开放传统，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在他的治下，北大形成了一种极为开放的校园风气：课堂公开、图书馆公开、运动场地公开，甚至连食堂和浴室都对社会敞开。
蔡元培
当时，北大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叫“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冯友兰晚年回忆说，那会儿“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
北大甚至还出台了一条正式规定：“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
沈从文、丁玲、柔石、瞿秋白等一大批后来名震文坛的作，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
1923年，21岁的湘西青年沈从文，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却未被录取。无奈之下，他走进北京大学“蹭课”，当起了旁听生。
正是在北大的旁听生涯中，沈从文开启了他的文学之路。
沈从文
到了西南联大时期，这种开放传统在战火中依然延续了下来。
1938年，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继承北大自由讲学之风，依然允许校外人士随意旁听。
执教中国通史课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当时住在昆明郊外的宜良，每周四乘滇越火车赶赴昆明授课，车程5个多小时，抵达后还要坐人力车赶往课堂。他特意把自己的课程排在晚间，就是为了方便白天要谋生的市民。由于听课的人太多，椅子坐满了就席地而坐，窗台上也坐满了人。
想一想，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昆明最普通的市民也能走进课堂，聆听大师的声音，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钱穆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大学长期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时代发展，校园管控才逐渐放松。
1993年，北京大学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决定：推倒南门外一段约600米的围墙，建起2.5万平方米的商业街，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大学最早尝试的“破墙”之举。
此后，大部分大学都逐步向社会敞开了校门。武汉大学的樱花季、厦门大学的海滨校园、中山大学的南国风情，都成了各自城市最动人的风景线，无数普通人在其中完成了对“大学”最初的想象和向往。
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
由于奥运会的乒乓球场馆设在北京大学的邱德拔体育馆，为了安保需要，北大开始收紧门禁管理，要求出示证件才能入校。奥运会结束后，查证制度却延续了下来。
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从那时起开始了长达18年的“对抗”：他不主动出示工作证，不配合刷脸，甚至直接跨越闸机，坚持认为大学应当完全开放。
北京大学工学院副教授李植
而与此同时，在北大校门外，由于预约名额供不应求，一个灰色的“入校生意”悄然兴起：进清华80元，进北大120元。
随后的事情大家都经历了。2020年之后，高校普遍实施了封闭管理模式，大学越来越像“大院”，原本和蔼可亲的门岗变成了严阵以待的安保检查，“大学拒绝开放”“游客被拦校门外”的新闻不断冲上热搜。
但大学长期与社会隔绝，损失的不仅是游客的体验。与社会脱节的大学，很难培养出接地气的人才，也很难做出真正回应社会需求的研究。正如2023年教育部在答复政协委员提案时所表示的，“大学校园更好向社会公众开放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大学更好融入社会、服务社会”。
如今，武汉大学率先“拆墙”，其意义不仅在于一所学校的政策调整。正如潮新闻客户端特约评论员李晓鹏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不开放，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的不自信。真正伟大的大学，从来不怕人看。”
当然，开放不等于放任。武汉大学这次提供了一个样本：免预约、只刷身份证，在便利和秩序之间找到平衡。下一步，如何划分开放区域与教学静区、如何约束商业化参观乱象、如何让入校者遵守基本的文明公约，这些精细化管理的问题同样考验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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