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最高层级互动暂告一段落，新加坡嗅到了大国关系风向的全新变化。前总理李显龙随即动身访华，在中国一待就是五天，此时距离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访华，也就过去了2个月而已。
可以说，李显龙是退而不休，卸任总理后，一直以“国务资政”身份，走在对华外交的第一线，巩固其任内与中方共同奠定的“前瞻性战略伙伴关系”。
尽管李显龙此行并不经过北京，只在广西和上海停留，专注讨论更具体的问题。用新加坡政府的话来讲，此行意在延续中新交往高层势头，深化两国地方联系，并推动中国与东盟加强互联互通。
然而以新加坡在中美之间微妙的地缘站位，李显龙此行无论如何，都基于中美关系步入全新“建设性战略稳定”阶段的大背景。
特朗普回去后，中美同意正式成立投资理事会和贸易理事会，旨在解决两国在经贸关系上的疑难杂症，既是沟通渠道，也是缓冲机制。
当上述机制开始运转，对于新加坡这样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而言，意味着一个难得的窗口期，接下来这段时间，中美关系走向相对而言会比较“可预测”一些。
于是李显龙的到访，不仅是中新务实合作的延续，也是新加坡微调对外政策，在大国的夹缝中继续保持“动态平衡”的外交实践。
也只有李显龙才能胜任这个任务，尽管新加坡第四代领导团队已全面走上台前，但面对亚太复杂多变的地缘格局，李显龙既具备多年中美打交道的多年经验，又在新加坡掌权多年，他卸任后继续以国务资政身份发光发热，俨然是总理内阁的“超级顾问”，更是新加坡外交战略谋划的灵魂人物。
李显龙的活跃，对国际社会是一个明确信号，即新加坡的内外政策具有高度延续性，对中新合作尤其如此，这是新加坡在外交中赢得大国互信的关键。
另外更不要说，中美关系的走向，一直都是新加坡对外战略中最为核心的变量。去年特朗普政府的无差别关税，以及随之而来的中美经贸争端，曾引发新加坡的高度担忧，李显龙一度警告新加坡要“系好安全带”“新加坡将面临一个不再友善的外部环境”。
简而言之，新加坡过去六十年左右逢源的“好日子”已经到头了，必须在变局之中积极求变，不追求引领潮流，但至少不能被淘汰。此时中美最高层级互动对外释放的积极信号，无疑能让新加坡松一口气。
特朗普才走，李显龙随后就到，未必是巧合，反而能体现新加坡在中美之间的外交哲学，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而是致力于将自己打造为两边都“不可或缺的伙伴”，这就需要在政治上把握对冲与互信的尺度。
比如说李显龙这次来中国，着眼于地方合作与新兴产业，在中国—东盟框架下推动对华合作，既是在与中国周边外交的思路相呼应，也符合新加坡一直挂在嘴边的“东盟中心地位”。
整体来看，李显龙要用五天时间，对中美高层互动后的余音来一次近距离的感受与观察，并通过实地考察、企业参观、地方交流等方式，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
在西方逆全球化思潮抬头，鼓吹对华“去风险”的背景下，强化东盟对华互联互通的韧性，对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新加坡而言至关重要。
顺带一提，新加坡一贯以东南亚地区利益的“代言人”自居，深知大国一旦开展恶性竞争，东盟绝无置身事外的可能。
只是新加坡的思路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时，仍然致力于引入美国军事力量，维持防务平衡，同时大力拉拢日本、欧盟和印度。
对新加坡而言，最理想的环境莫过于大国在亚太相互制衡，高度依赖新加坡枢纽地位。但很显然，这超出了新加坡的能力范畴，更做不来中美间的“和事佬”。不如退而求以身作则，带动地区国家利用好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契机，巩固区域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避免落入“阵营对抗”的话语陷阱。
最后，特朗普访华，证明了中美之间依然存在合作对话空间，亦对应了新加坡长期以来“中美不应走向冲突”的呼声。正因如此，新加坡必须迅速跟进，抢先布局自身与中国的双边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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