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吉隆坡——跨国农业综合企业正日益塑造全球粮食政策。它们声称自己最能应对近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时也试图从粮食生产、加工和分配环节的创新中获取更多利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南方的粮食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在亚洲和非洲国家取得独立之后。这些国家往往都经历过战时粮食匮乏。
二战结束后的早期阶段，以及去殖民化初期，粮食安全被赋予了新的重要性。这尤其是因为战前、战中和战后都曾出现严重粮食短缺。
当时，数百万人陷入严重营养不良，许多人因此饿死。印度战时的孟加拉饥荒夺走了超过300万人的生命，背景是丘吉尔将英国帝国利益和军事优先事项置于首位。
二战后，殖民列强将粮食供应武器化，用于反叛乱和人口控制，尤其是为了压制广泛存在的反帝国主义抵抗。
许多死者并非死于军事冲突，而是刻意实施的反叛乱式粮食剥夺的受害者。因此，二战后粮食安全自然成为广受重视的政策重点。
包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内、由西方主导的研究机构影响力大增，参与塑造、甚至直接制定了后殖民时期的粮食安全政策。
绿色革命最初聚焦于提高小麦、玉米和水稻的产量。这些努力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推动了谷物产量增长，但增幅并不均衡。
马尔萨斯式逻辑认为，寿命延长意味着人口增长会超过粮食供应增长，而农业用地又受到限制。
随着富裕国家政府资助减少，强势企业利益集团和慈善基金会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它们往往推动自身利益，代价则由农民、消费者和环境承担。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成立于1970年代，将石油暴利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引入粮食和农业发展领域。
此后不久，美国将其第480号公共法案项目转变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因此，粮农组织的部分职能被转交给同样设在罗马、但由捐助方控制的联合国基金和项目。
令人尴尬的是，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发现，为避免粮食落入“伊斯兰主义”青年党武装之手，世界粮食计划署曾扣留运往索马里的粮食供应。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还估计，此举导致了20万至30万人死亡。
1980年代，针对国家发展努力的反向运动削弱了政府财政能力、进口替代工业化以及粮食安全工作。全球北方推动贸易自由化，削弱了此前对粮食生产和工业生产的保护与支持。
强大的食品集团资助并推广有利于进口的粮食安全指标，进而削弱了粮农组织和其他公民社会在研究与倡议方面的努力。
一些几乎不生产粮食的国家，在这类指标中却排名很高。公民社会组织试图以自己的指标加以回应，其重点主要放在粮食主权上。
经济和军事威胁被用于多种目的，包括经济、政治以及其他“战略”目标。关税和制裁如今都已成为这类武器库的一部分，被用于各种不同场景。
一些政府甚至会因为个人原因而面临关税和制裁威胁。特朗普曾要求释放巴西雅伊尔·博索纳罗，时间背景是后者在最近一次总统选举落败后发动政变失败。
动用这类经济武器，加剧了全球日益加深的经济滞胀。原因在于，特朗普在经济和军事政策上的多重威胁同时强化了收缩性压力和通胀压力。
长期以来，由美国控制的世界粮食计划署一直被选择性地用于提供粮食援助。但如今，华盛顿对其他国家粮食安全关切几乎已不再抱有同情。
为了削减联邦政府支出，特朗普已经终止了官方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其中包括粮食援助，尽管美国仍是世界头号粮食出口国。
不过，特朗普也可能在11月中期选举前推出出人意料的新举措，以提高农民收入，从而挽回选举支持。
在以色列围困加沙期间，粮食援助的武器化出现了更为危险的转向，具体做法是通过精确控制粮食获取，来实现选择性的族群清洗。
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把饥饿居民吸引到其粮食发放中心，结果是，那些极度渴望食物的饥饿家庭在寻求食物时遭到枪击。
贫困首先被界定为无法充分获得食物，而粮农组织则将收入视为粮食不安全的主要决定因素。
尽管世界银行的贫困衡量指标总体上仍在下降，但粮农组织的指标显示，过去十年粮食安全方面此前取得的进展出现了逆转。
这些相互矛盾的趋势，不仅反映出贫困和粮食安全在估算与理解上存在问题，也说明据此形成的政策信息基础不足，甚至可能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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