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子流刚刚担任广州市长，就遇到汇丰集团催款，果断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你会怎么选？
1990年盛夏的一个傍晚，广东外贸大厦外的霓虹刚刚熄灭，骑楼里的店家点起蜡烛，整条北京路陷入闷热与黑暗——那是当时广州居民每周必须面对的轮流停电时段。人们抱着电视机无奈地坐在门口乘凉，电风扇成了摆设，几家工厂被迫让工人提前下班。
城市不止一次经历缺电，但这一年的窘迫尤为突出。原因并非单纯用电量猛增，更重要的是计划体制下的电网投资多年滞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后，广州吸收大量港澳资本，本该如鲲鹏展翅，偏偏“翅膀”缺少电力支撑。资金紧、设备老、线路损耗高，一环扣一环，造成居民生活与企业生产同时吃紧。
就在这样的背景中，1990年6月，47岁的黎子流离开江门走马上任。抵穗第一天，他没有急着去市府报到，而是驱车直奔东南郊的电厂工地。竣工表上写着“1991年初并网”，他指着时间栏对陪同人员说：“晚一天，就多停一次城。”那一句并非豪言，却让在场工程师直冒冷汗。
三十天里，市长办公室的灯几乎彻夜亮着。调研报告显示，输电线路线损高达三成；十几台沉睡的柴油机只因缺油无人启用；同时，香港中电乐意出售富余电量，但需要提前结汇。黎子流将这三件事排成“倒三角”，先砍高损线路，腾出资金买油，再通过短贷换外汇购电。做法朴素却见成效：9月初，新机组提前转子试运，城里“开三停四”的日子压缩为“开五停二”。
电灯亮了，麻烦却没完。越秀集团自1985年成立后，陆续在金融、房地产、进出口等业务上与香港汇丰银行合作，1990年秋天，因利率波动和项目延迟，账户上出现约30亿港元缺口。汇丰发来正式催款函，措辞强硬，若资金一周内不到位，将停止所有授信并追索担保资产。一旦抽贷，市里的财税和信用都会被连累。
汇丰代表抵达广州那天，黎子流没在市府接待，而是约对方到珠江边的旧码头。他指着江面上繁忙的驳船开场：“广州要继续向海图强，离不开你们的信任。”随后掏出两套备好的方案：一是市政府先期筹措外汇，七日内还款，但双方业务就此画句号；二是汇丰缓期45天，越秀以处置闲置资产和即将到位的出口结汇资金分批偿付，合作可继续。对方短暂沉默后回应：“我们需要回去请示，但倾向第二种选择。”一席话定下谈判基调，风险解除。
电力趋稳、金融恐慌消弭后，广州的脚步明显加快。次年春天，环城高速首段动工，白云机场扩建方案进入可研；越秀则在债转优先股试点中成为全国第一批获批单位，房地产、酒店、纸业相继上市，偿债的同时也为市政配套贡献了真金白银。市属企业的平均月薪由不足250元提高到350元，干部们不再为交通补贴争吵，连郊区的集镇也装上了新的变压器。
这一连串动作的底层逻辑并不复杂：民生先行，稳定信心；对外合作，守信不失利。华南电网后来的跨区互供、国企混合所有制的试水，都可追溯到那段“先点灯、再谈判”的实践。彼时的广州，仍在摸索从计划到市场的路，该市领导借地方治理经验，把“紧迫的民生痛点”转成“可操作的工作清单”，并以务实谈判为国企赢得喘息期，折射出早期改革城市管理者的务实与耐心。
有意思的是，当年的“断电通知单”如今躺在档案馆里，与越秀集团的债转股协议并排存放。一张纸，记录了灯光熄灭的焦躁；另一张纸，见证了金融合作的转机。两张纸之间，隔着的恰是一座城市奋力脱困、重塑活力的全过程。
1993年，广州市社会用电量比1990年增长两成以上，而缺电告警天数却下降过半；越秀在香港成功上市，汇丰仍是重要承销商。数字之外，市民最直观的感受是：夜市摊位不再担心突然黑灯，工厂流水线从此不必“干三休四”。有人感慨：“那几年，广州像换了台马达，一路轰鸣往前跑。”这句市井评价，或许就是当年抉择得失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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