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位船工奋勇帮助红军渡过大渡河，19年后中央为何亲自点名要找到他呢？
1935年5月，大渡河在石棉县安顺场咆哮奔流，河面最宽处接近百米，水势卷着碎石撞击岸边，光听声响就让人心里打鼓。当地老人常说，“河里长风浪，岸上无道桥”，要想靠木船过河，既须胆气，也得对水性了如指掌。
将时间拨回半年前。1934年10月，由于“围山筑堡”战术束缚机动，中央红军被迫撤离瑞金。带着沉重辎重和印刷机，他们试图撕开国民党形成的第四道封锁线，却在湘江遭遇近40万大军围击。短短三天，部队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不足三万，枪声与炮火间，许多番号被撤销，形势跌至低谷。
损失并没有摧毁信心。1935年1月，遵义城内的一次紧急会议结束了“按图索骥”的僵化指挥，毛泽东重新握住作战决策权，朱德、周恩来全力配合，灵活进退成为新的方向。紧接着四渡赤水，调虎离山般在敌军防线间穿梭，使追兵摸不清虚实。
5月中旬，红军逼近川西。前有大渡河横亘，后有飞机与骑兵紧追，倘若在河东岸被缠住，后果不堪设想。侦察报告表明，安顺场是唯一可能抓住的险渡：河流虽急，但宽度尚可，且沿岸村寨有零散木船。
具体算下来，渡口原存18条小船，能用的只剩11条，且分属不同船主。时间不等人，前线指挥部决定：趁夜强渡，先渡一支突击连夺占对岸制高点，再以火力保护后续大队。可是，谁来掌舵？当地船民多数退避，唯独二十五岁出头的帅仕高挺身而出。
“兄弟们，撑船！”简短的一句吆喝，船头落入黑水。帅仕高带着三名伙伴，上船的17名战士按指示压低身体，火光照红浪花。刚驶到河心，突遇横流，船身被巨浪掀翻。跌入水中的人拚命抓住船板，子弹贴着水面飞，帅仕高一手拉着战士，一手拨浆，勉强靠向对岸乱石滩。几分钟的惊魂，终于抢滩成功，岸上警戒的战士立即组织火力，掩护第二船靠岸。
天亮之前，帅仕高已两次往返。为了扩大运力，他连夜挨户敲门，请出更多船工。有人犹豫，他只说一句：“救命的事，耽误不得。”不到两个时辰，70多名船工分成四班，在枪声里轮番出船。三天三夜，上万名红军以及辎重被送到对岸，天险瞬间成通途。
红军抢占大桥头阵地后，以最短时间切断国民党堵截部队的追击路线，一鼓作气北上懋功、翻越夹金山，为与陕北红军会师奠定基础。大渡河口的硝烟散尽，帅仕高回归旧日船行，继续拉纤摆渡，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曾伸出援手的普通人逐渐被记起。1954年，西南军区和四川省委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封电报：务必找到安顺场当年首舟船工帅仕高。多方寻访下，一位年过不惑、衣着朴素的汉子被请到成都。有人劝他报功请奖，他摆摆手：“国家好，就是俺的好。”
六十年代，彭德怀元帅赴四川考察，专程到大渡河畔看望这位老船工。两人寒暄时，彭德怀拍拍他的肩，“那一船救了多少人，你心里有数。”老船工憨笑不语，只说：“当年大家都在拼命，我划船算不得啥。”
1987年，时任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安排帅仕高到北京观礼。站在宽阔的广场上，这位老人沉默良久，只在日记里记下一句话：河水向北流，人心向光明。
1995年，85岁的帅仕高因病离世。他没有留下厚实家产，却留下两位参军的孙子。村里人说，他到最后都没收过一分钱奖赏，只嘱咐后辈记住“渡河那几天的枪声”。人们逐渐明白，大渡河畔那条小小木船，不仅载着十几名战士，也载着广大民众对中国革命的信任与托付；而帅仕高的选择，更像是一束火把，照见了群众与红军生死与共的真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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