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守寡五十六载辛苦养育八个子女，她成为张大千高徒并健康长寿至九十二岁
1953年初夏的香港画坛分外热闹。在中环一家小画廊里，人们正围着一幅气势雄浑的山水议论纷纷，笔墨既见岭南洒脱，又透出西方构图的透视法。“画家是位女先生，”有人低声提醒，同伴摇头，“八个孩子的寡母？不太可能吧。”人群散开，身着素衣的方召麐悄悄放下画笔——这位年届四十的女子，正准备拜访远道而来的张大千。
顺着好奇的目光往回追溯，1914年1月17日的无锡，方家长女呱呱坠地。父亲方寿颐经营纺织，家境殷实。可12年后的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父亲在江上意外中弹，母亲王淑英带着五个年幼孩子回乡，靠典当首饰维持学费，硬是没让长女中断学业。
江南新式女学堂方兴未艾。英文、国文、绘事都要学，校门口的西式红砖与后巷的评弹声交织成那一代女学生的记忆。13岁时，她遇到陶伯芳，第一次握起狼毫；19岁又得钱松喦指点，作品被白浪画会挑中，与老师同墙展出。那一年，她在日记里写，“纸上能行万里”。
1937年，炮火尚未烧到华东，方召麐已抵达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欧洲近代史。课堂之外，她画下泰晤士河畔的雾影。翌年，她与同在伦敦求学的方心诰成婚。十年动乱随后席卷而来，他们怀抱襁褓从挪威转船返沪，再一路南下。上海、天津、桂林、重庆、贵阳……每到一城，便添一名新生儿：津生、林生、安生、平生的名字来自地图，也来自烽火里的行囊。
1948年冬，香港跑马地医院灯火通明，方心诰因病辞世。此时她36岁，大儿子11岁，最小的双胞胎尚在襁褓。亲友劝其改嫁，她只摇头。短暂经营的贸易公司很快关张，画案重新支起。深夜，她独坐煤油灯下，反复研磨墨汁。两年后，凭借花鸟册页换来孩子们的学费与租金。
也在这段艰难岁月里，她走进赵少昂位于九龙的画室。岭南派主张写生与泼彩，他的飞白与渲染让她茅塞顿开。1952年随师赴东京办展，虽只是角落几幅，却引来评论家注意。有人质疑她“画里还有西味”，她并不辩解，只管用色墨调试新的可能。
翌年，机缘将她带到张大千面前。狮子山下的小庭院里，弟子们屏息观摩。她提问：“师父，这一笔该如何落？”“心静，手稳。”老先生只云淡风轻五字。自此，她每日清晨四点起笔，黄昏才搁毫。1940年代的漂泊记忆，被泼进高山巨壑；曼彻斯特雨巷的灰影，又在石缝间闪现冷光。
1954年，她考入香港大学中文系，三十几岁的女博士生极为罕见；两年后赴牛津旁听汉学与美术史课程，在泰晤士河畔举办个人展览。《泰山朝晖》与《巨石阵残阳》同墙并列，英国观众惊讶于这位中国女画家把传统山水与西洋透视嫁接得如此自然。牛津学者评论：“这不只是东西合璧，更像两条河流在同一张宣纸上交汇。”
1970年，她飞赴洛杉矶探望移居美国的张大千。松风堂里，二人对坐临池，纸上一气呵成山川万壑。大师欣然题联：“二三星斗胸前落，十万峰峦脚底青。”自此，“壮美”成了评论家形容她画风的常用词。
家中八个孩子陆续成材：大儿子成了资深律师，三女儿任银行高管，最引人注目的是次女陈方安生，日后出任香港政务司司长。有人问她育儿秘诀，她淡淡一句：“先让他们读书，再让他们自选跑道。”简单，却不是谁都能做到。守寡五十余年，她既是母亲，也是衣食所赖的画家，靠一支笔撑起整座家。
2006年2月20日，香港晨报的讣告写道：“方召麐女士九秩毕生，以艺事著，以母范传。”灵柩运至香港华人永远坟场，与丈夫合葬。墓碑上只刻两行字，生卒年月与八个子女的名字。石碑背面，那副张大千的题联在海风里依旧可辨，而她留下的山川云烟，已成为后人研究20世纪中国女性艺术史绕不过去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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