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近代中国史学自主性的方法论基石|王国维|章炳麟|近代中国史学自主性的方法论基石|钱穆|陈垣

章太炎、王国维、陈垣、钱穆、翦伯赞等史家勇于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治史门径与方法，推动了近代中国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

原文：《近代中国史学自主性的方法论基石》

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何爱国

图片 |网络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时下学术最重要的议题，其渊源可追溯到近代。章太炎、王国维、陈垣、钱穆、翦伯赞等史家勇于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治史门径与方法，如章太炎主张的“自国自心”、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陈垣提出的“表微”、钱穆强调的“自本自根”，以及翦伯赞等人推动的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等。这些探索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对当下学术创新不无启发。

“自国自心”

章太炎于1907至1910年在日本讲学期间提出“自国自心”的理念。他在《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一文中主张，本国学术与教育应立足于“自国自心”，即从本国历史、文化与学术传统出发，基于国情国性，坚守本国学术的自主性和史家的学术创新性。他反对照搬照抄别国学术，也反对以他国的学术标准随意评判本国学术。其逻辑理据在于，域外学者往往难以真正透彻理解中国学术赖以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土壤、深厚传统与特殊语境，而本国学者必须明晰中国学术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别国的中国史研究与历史研究范式，仅可作为启发性参考，绝不能成为研究中国史的原则和标准。当然，章太炎虽反对照搬照抄别国学术，但并不排斥学习并消化他国学术以“补助”中国学术。1908至1911年间，章太炎撰写《齐物论释》，明确提出以“一往平等”为核心要义的“齐物史观”。他主张：“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并以此批判以文明优劣论为主导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以及含有学术偏见的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观。在《国故论衡·原学》中，章太炎从理想、学术、音乐、医学、史学、宗教、政治、经济、外交、道德、技术、体育、文学等多方面对中西文化作了较全面的比较，指出中西文化存在本质差异，故不能轻易效仿西方。“自国自心”之所以在史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构建中至关重要，是因为西方学者往往“把中国文化当作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进而以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和文明观来剪裁中国历史。由此，章太炎立足“自国自心”，构建了以“历史民族之义”为内核的史学知识体系。

“二重证据法”

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传统的文献考据方法与现代的考古学方法相结合，把传世文献与考古发掘的新证据相印证。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课程时，针对古史研究中“最纠纷之问题”，即“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提出了可供理性辨析的“二重证据法”。他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王国维主张的“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释证，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从而验证中国旧史之可信。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这一方法作了更系统的诠释总结，将其细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地上史料与地下史料“互相释证”（“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域外史料与本国史料“互相补正”（“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理论与史料“互相参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高度评价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称其“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并预言“二重证据法”将成为新历史考证学的根本方法。

“表微”

所谓“表微”，即学者根据社会需要，挖掘文化典籍中的深层意蕴和时代意义。此法过去在今文经学中颇为盛行，史学中的“春秋书法”亦是其应用，近代史学中亦时有采用，如晚清的新公羊学派史学、抗战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等。1945年7月，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对此进行了新阐发，表示要深入挖掘《通鉴胡注》背后的“微旨”，借此表达自己对时局的认识。当时中国处于抗日战争时期，陈垣一日偶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三省注，见其有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此时陈垣亲身经历了“亡国之耻”，故深有感触，痛心疾首。他认为，当下亟需的知识必须是能够发掘蕴含忠爱国家之“真知”的历史知识。因此，他通过“表其微旨”的方法，深入探究历来鲜为人知的史家胡三省致力于注释《资治通鉴》的深刻原因，阐发其生平抱负和治学精神，彰显其“忠爱之忱”。陈垣在1957年4月撰写的“重印后记”中，回忆了自己当初撰写《通鉴胡注表微》的宗旨和心态：“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可见，陈垣的著作通过深描胡三省的历史处境与学术微旨，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团结与激励作用。

“自本自根”

钱穆认为，史家治史须以本国历史文化为本根，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尊重，倾心于本国历史文化的接续与创新，注重发掘本国历史文化精神，创造符合时代需要的史学知识体系。钱穆在1939年撰成的《国史大纲》中提出，凡“有知识的国民”皆应该略知本国历史，并对之抱有“温情与敬意”。他指出，当时国民最需要适合时代需要的历史知识：“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那么，究竟如何创造历史知识才能“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如何挖掘历史才能“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钱穆认为，治史的第一任务在于“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因此，钱穆此后一直致力于探索中国文化精神、历史精神、思想精神、学术精神、史学精神、政治精神，著有一系列重在阐发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论著。1945年，钱穆在《政学私言》之《建国信望》中提出“自本自根”论。他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强调中华文化的独立性问题，指出“一独立之民族，创建一独立之国家，必有其独立之文化业绩”，“必然以独立之姿态而出现”，必然“自本自根，由民族传统文化之积业中酝茁其新生”。钱穆认为，史学知识体系并非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体系，而是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生命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受到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的根本支配，因此，它既有文化差异，又有时代差异，深深扎根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文化进程之中。史学承担着引导国家与民族的现实变革和未来发展之使命，必须具有自主性。正因如此，钱穆构建史学知识体系时，着重于探索历史文化精神。

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实证科学，注重实事求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与公式主义。它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进程相结合，将唯物史观与中国文献史料相结合，将历史解释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史学既追求“学术性”“真实性”“科学性”，又注重“现实性”，以满足“客观现实要求”。1938年，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提出历史科学是一门“以说明人类生活斗争的实践及其发展为任务的‘现实的及实证的革命科学’”。他强调，历史绝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形式的范畴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规律、最具体的现实”。书中阐述了历史的合法则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关联性（相续性、矛盾性、全面性、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的辩证统一）、实践性（人类历史的推动力是物质的生产与交换）、适应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翦伯赞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品格，即“以正确的历史原理，来指导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历史斗争，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斗争的胜利”。此外，他注重科学方法与史料考证的紧密结合。舒翼在《史学家翦伯赞》一书中评价翦伯赞“很重视科学方法，同时又有‘朴学家’的治学精神”，认为“研究历史的人，一方面要懂得科学方法，同时也要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施德福在《 <历史哲学教程> 校勘后记》中也指出，该书的显著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探讨了历史学的科学方法论”。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中国历史进程”（2025JZDZ029）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0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