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李福达案：一个民事案如何引爆政治大清洗？（上）|巡抚|张寅|明嘉靖|明朝|李福达案|民事案

1465年，明成化元年，明宪宗朱见深改元成化后，喜气洋洋地画了一幅《一团和气图》，讽刺的是，他的治下并非一团和气，很快在荆襄山区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流民起义，史称刘通起义。刘通力能扛鼎，人称刘千斤，他的主要帮手叫石龙，也就是石和尚，当年四月他们在房县大石厂聚集四万流民，打响了暴动的第一枪，枪声吸引了更多的流民，义军一度达数十万人，他们分攻襄阳、邓州、汉中等地，刘通也很快建国称王，国号汉，年号德胜，设置了元帅、将军等职，以石龙为参谋，一时声势煊赫，明政府大为震惊，赶紧派抚宁伯朱永、兵部尚书白圭率重兵分四路镇压，1466年五月，白圭军与义军在寿州（今湖南辰溪）古口山决战，刘通被俘身死，义军及其家属万余人被杀害，石龙率余部退至川陕边境的大巴山区，十月，石龙部下刘长子叛变，石龙被缚不屈而死，刘通起义就此失败。

当然，咱们要讲的并不是刘通起义，而是嘉靖年间的李福达案，这本来是一桩普普通通的民事案件，在法律、政治、权力的操弄下，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清洗朝臣的政治案件，而李福达案的主人公李福达的身世甚至李福达案本身，都能跟刘通起义扯上联系。

刘通起义并非简单的流民起义，它是一场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暴动，这个宗教背景，就是白莲教。白莲教是中国民间宗教，其渊源可追溯至东晋慧远创建的白莲社，‌唐宋以来流传于民间，以秘密结社的形式广为流布，到了元明时期，融合弥勒信仰与明王崇拜，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元末韩山童、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就是白莲教主导，到清嘉庆年间，爆发白莲教大起义，其后由盛转衰，可以说，每朝每代的农民起义，背后总能找到白莲教的影子。

刘通加入白莲教后，以 “弥勒降生”“明王出世” 等白莲教教义动员流民，按教内规则编组队伍，在荆襄山区传教聚众，由此才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义军。在这支队伍中，有个姓李的男子混迹其中，“以幻术从刘千斤、石和尚作乱成化间”，此即李福达的爷爷。

刘通起义失败后，这个“李爷爷”不知去向。

十年后，1475年，一个叫李午的人出生在山西太原府崞县。李午，就是李福达。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李福达注定不会成为一个老实本分的老百姓。白莲教往往家族世代相传，聚众敛财，伺机起事，李家即是如此，他们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业务模式，先以行医为名进入某地，混个脸熟，再开始传教，核心教义是“弥勒佛即将下生，改天换地，信者得救”，这也是传教者的通行模式，信我者得永生，李家除此之外，又自创一套唬人的仪式——找一间密室，置一碗清水，临水而照，如果看到自己穿官服，恭喜你，将来是文武将相；看到穿凤冠霞帔，恭喜你，将来是后妃夫人，称之为“照命”，于是“远近争来照水”，有钱的捐钱，“至有甘心破产上千金者”。

到了这一步就不是传教了，这纯纯就是骗局了，但在明代中叶的偏远地区，它的效果出奇得好。

在这样的家庭，李福达从小练得一手好手艺，在他七岁时，就跟随当地白莲教大佬王良、李钺传教，“夜聚晓散”，到了弘治二年，也就是1489年，王良谋反事败，年仅14岁的李福达与堂兄李福温、代州百姓李景全等一起被押送到代州，坐监两月，最终被判发配山丹卫永远充军，山丹卫在今天的甘肃张掖，是明代的边防军事卫所。

李福达被发配山丹卫后，最晚不晚于弘治十年（1497年）逃脱并与家人潜往陕西鄜州（今陕西富县），以行医为生，弘治十三年（1500 年）二月，李福达被清军御史清查到逃兵身份，再次被发配，这次给发到了辽东山海卫（今辽宁绥中），但李福达再次逃脱，又潜回鄜州。

弘治十八年，即1505 年，三十岁的李福达从陕西鄜州来到洛川县，落脚当地人邵继宗家开的店铺，继续以行医为业，实则是以行医为掩护，大肆传习弥勒教，吸引信众，这一次，他要干票大的。

洛川地处陕北，山深、地偏、政府控制力弱，李福达施展家族世习技能，重建教团，以“弥勒下生，当主世界”为核心教义，宣称弥勒佛即将降世，取代明朝，建立 “光明盛世”，信者可“免劫、成佛、世袭富贵”，并手著《太上元天垂文秘书》《风流记》等妖书，伪造天命，预言改朝换代，在传习过程中，以白衣白巾、烧香诵经、照水显相等为仪式，以繁复的仪式感有效控制信众的思想。

李福达的教团很快建立了起来，其大弟子邵进禄为洛川本地人，称 “大大王”；惠庆、刘世美、杨贤分任 “二大王”“三大王”“四大王”，各领一部；李铁汉、何蛮汉为死忠信众，负责联络、裹挟民众。

到正德七年（1512年）前后，洛川、鄜州一带李福达的教徒达数千人，形成 “白社” 武装组织。

1512年二月，自觉势力已成的李福达，对弟子们说：“我有天分，今磨劫年了，轮该我掌教天下，我且回家，你们只管多招人马，待我来时起手。”——李福达对邵进禄等人说，自己有天命，劫年已到，该轮到自己掌管天下了。他让邵进禄等人先招募人马，等他回来再一起起事。

到了当年九月，邵进禄等人募集人马事露，引发官府注意，邵进䘵遂让李铁汉等前去山西请李福达回洛会合，李铁汉到山西后，李福达对他说，十月下旬是好时机，你们先准备好起事，到时候我会来。

但此时官府查逼甚严，邵进禄等人担心李五来迟，便决定提前举事，他们各自封官称王，带人攻城劫狱。邵进禄纠集300 余核心党羽，裹挟1000 余民众，攻打洛川县城，杀知县、烧县衙、劫库放囚、屠戮官绅，震动延安、西安；惠庆等攻宜川、白水，杀官掠财，关中大震。

陕西巡抚、总兵、按察司、都指挥司紧急联合出兵，调延安、绥德、西安卫所兵及地方民团，总兵力数千人，于洛川城下展开决战，官军以骑兵冲击、火器轰击；教众虽死战，终因装备差、训练不足、指挥混乱溃败。邵进禄率残部突围，被官军追击，力战而亡，首级传示关中；而惠庆攻宜川、白水失利，全军覆没，惠庆被俘后处决。此次起事彻底失败，教众被杀、被俘、溃散者达数千；骨干几乎全灭，仅少数逃脱。

这少数逃脱者，自然包括李福达，他对邵进䘵等承诺“十月下旬”会来，但显然没有来，也许，李福达本来的打算就是自己躲在山西指挥，事成则回陕西，事败则金蝉脱壳，对于一个七岁起就混迹于教众、屡次被捕的老油条来说，这点应变能力还是有的。

于是，远在山西的李福达，闻洛川兵败，立即隐匿，连同他的三个儿子，李大仁、李大义、李大礼，从此消失于人间。

一晃到了嘉靖三年，也就是1524年。

当年八月，在山西代州，一个叫薛良的男子走进巡抚衙门，递上一纸诉状，告发山西徐沟县同戈镇人张寅，即是正德李福达白莲教暴动谋反的当事人李福达！声称消息来自同里的魏槐。巡抚毕昭接到举报，大吃一惊，谋反是天字第一号大罪，李福达是钦犯，他不敢怠慢，令按察佥事李珏拘捕案犯进行审勘。

张寅和他大儿子张大仁当时在北京，官府只抓到了他的次子张大义和三子张大礼，连同他们的妻女一并收监。

过了几个月，远在北京的张寅听说家人被抓，主动从北京回来投案，但他是只身一人回来的，长子张大仁继续留在北京。

根据原告被告的供述，李珏很快问清了案情。

原来薛良在当地就是一个无赖流氓，“喜好赌博”，而且有前科，“因奸情威逼董米万妻刘氏自缢身死”，被官府判杖一百、徒三年，发配同戈驿服役，后来脱役逃回。

薛良因赌博，先后向本地富户张寅借了15两银子（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到期还不上，张寅屡次逼讨。

张寅则自称原籍五台县，正德年间迁居同戈镇，置买房屋田地，是一个颇有身家的商人兼地主，“往来两京、河南地方买卖，及太谷、徐沟二县放账”，正德十六年（1521年），他捐纳了一个太原左卫指挥使的官衔，也就是买了一个名义上的官帽子，这在当时是富有之人的常规作法。

李珏查明，五台县黄册，也就是当时的户口本吧，确实登记有张寅一家。

张寅辩白，薛良因欠债不还，且人品恶劣，因此陷害自己是朝廷钦犯，其心可诛。

张寅更指出，薛良诉状中，更是把自己的名字“张寅”写作“张英”，可见此人之不靠谱，嘴中没半句实话。

而证人魏槐则当庭否认：我只是跟乡亲们聊天时提到过李福达在陕西的事，从来没有跟薛良说过张寅就是李福达。

案情至此很清楚了，这就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完全扯不上什么谋反大案，李珏据此上报，毕昭审阅材料后也认为证据不足，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

但薛良没有放弃，又接连四次上告。

嘉靖四年，1525年二月，薛良告到按察司，这次他补充了新细节：张寅“手指龙虎形、左肋有朱砂痣”，这些身体特征，与李福达的通缉档案吻合。

按察司将材料转交相关衙门，查明张寅并没有什么龙虎形、朱砂痣。

1525年七月，薛良又告到巡按御史，这一次，他又提供了一个消息来源：一个叫戚广的人告诉他张寅就是李福达，审勘官传唤戚广，戚广说：张寅是太原左卫指挥，从来没有聚众叛乱。

1525年八月，薛良同时向巡按御史和清军御史各递一份状子，内容与前次基本重复，没有新增实质信息，两位御史未采取行动。

1525年十月，薛良告到新任巡抚江潮处，江潮按程序将案件交由按察司审理，按察使李珏接手后，终于作出了明确判断——判薛良诬告。

案子本该到此结束，但随着一封来自京城的信函，波澜又起。

这封京城来信，出自当朝最有权势的勋贵之一——武定侯郭勋，郭勋是明朝开国功臣郭英之后，袭爵武定侯。

信的内容很简单：“张寅是伊旧识，被人诬告，不过因疾其富，乞矜宥。”——张寅是我的老相识，被人诬告，不过是嫉妒他的富有罢了，请予宽宥。

这封信是嘉靖五年（1526年）五月送到的，此时案子已结，郭勋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

答案在于信息不对称。

咱们上面说到过，薛良第一次控告张寅时，张寅是独自一人从北京返回，留其长子张大仁在京，为的就是万一有事要赶紧通过权贵通融，但北京山西距离遥远，音信传递不便，案子又几经反复，张大仁在京以为父亲还在受审，于是跑去求郭勋帮忙。

郭勋也不了解地方上的审理情况，出于交情写了一封信。

在当时的官场来看，这就是一封普普通通的求情信，告诉地方官，你们审的案子牵涉到我的人，没事儿，别追究了。

到这会儿，咱们就得说一下郭勋和张寅的关系了。按张寅的说法，自己是富商，在京城也有买卖，结识一两个勋贵是很正常的事儿，郭勋有一个爱好，就是炼丹养生，而自己恰恰精于此道，还懂医理，于是二人成为好朋友。

从张寅的说法中，大家是不是隐隐有什么感觉？李福达白莲教出身，以行医为名传教，搞的正是这一套啊。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张寅就是李福达。

咱们接着往下说。

郭勋的信，恰恰落到了山西新任巡按御史马录手中。或许，这是郭勋没想到的，因为，马录，在政治上，和郭勋是两个圈子里的人。

马录是正德三年进士，为官廉明，性格刚直，更关键的是，他跟郭勋所代表的“议礼派”势同水火。

这里必须交代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背景：大礼议。

嘉靖元年到嘉靖三年（1522—1524），明朝发生了一场撕裂朝堂的政治风暴——大礼议。

嘉靖帝朱厚熜是以“小宗入继大宗”的方式继承了堂兄正德帝的皇位，按照以杨廷和为首的老臣们的意见，朱厚熜应该认孝宗（正德帝的父亲）为“皇考”，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父亲，而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降格为“叔父”。

朱厚熜不干了，我的亲爹成了叔叔，然后让我另认一个爹？这不行，他执意要追尊自己的亲生父亲。

于是朝臣分成了两派，一派以杨廷和、毛澄为首，绝大多数朝臣坚持礼法原则，要皇帝再认个爹；一派以张璁、桂萼为首的几个中低级官员，支持皇帝。

两派势同水火。

嘉靖三年（1524年），矛盾激化到极点，朝臣们集体跪在左顺门外哭谏，朱厚熜大怒，你们这是非得让我认个爹才高兴啊？于是下令廷杖，当场打死十余人，下狱一百多人，这就是著名的“左顺门事件”。

从这一天起，朱厚熜对反对派的言官们产生了深入骨髓的厌恶和猜忌，而张璁、桂萼等因为支持皇帝，一跃成为朝中最得势的人物。

而武定侯郭勋，在这场政治风暴中率先站队支持皇帝，“深得上异宠”，但同时，他也得罪了那群科道言官。

偏偏马录就是科道言官群体中的一员，他收到郭勋的信时，第一反应是一个堂堂侯爵，为什么要替一个普通商人操心？除非张寅身上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然后他又想到，一个侯爵给巡按御史写信干预司法，这本身就是犯罪，正好趁机可以拉郭勋下马——“朝人多仇恨郭勋，亦要乘机摆布他”，至此，这桩案件中已掺杂了政治斗争的成分。

马录决定重审薛良诉张寅一案，他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把判决翻过来，坐实张寅就是李福达，以此牵扯到郭勋。

马录虽抱有政治目的，但他查案的手段，也确实了得。

他首先注意到了一个漏洞，即张寅的户籍问题，张寅在山西五台县确实有登记，但登记的日期是“嘉靖元年（1522年）新收”，此前无籍，这就使得张寅冒籍实锤了。

那这个“张寅”从哪里来的呢？据张寅（李福达）供述（注意，这个供述，是在马录的压力下作出来的，日后在京城三法司会审时，张寅又曾翻供）：

当年洛川兵败后，李福达潜回山西，不敢回崞县老家，选择五台县天池都（山区、管控松、宗族势力强）作为落脚点，并化名张寅，他先是贿赂当地大族，冒认同宗，编造假族谱“贿五台县张氏大族，冒入张子名户内，认姓为张”，而这个张氏族长即是张子名，掌管族谱、户籍（案发时张子名已死，无对证），由此编入张氏宗谱，伪造 “原籍五台、世代务农” 的出身。

虽然有了“张寅”这个合法的宗族身份，但其户籍并未入官方黄册，明代是每十年 “大造黄册”（户籍普查），是唯一合法入籍机会。嘉靖元年大造黄册，“张寅”买通县衙书手（户籍管理员）李景富，在嘉靖元年黄册“新收”（新增人口）项下登记：

户主：张寅，年 54 岁（故意报大年龄，掩盖真实年龄）

子：张大仁（30）、张大义（25）、张大礼（23）

备注：原系漏报，今补入（掩盖外来身份）

由此正式入籍，完成身份洗白。

入籍五台后，“张寅”挟重金赴北京，花钱入京师工匠户籍（便于隐藏、免徭役）；又向边境粮仓纳粮，买得山西太原卫指挥使（正三品武官），身份升级；同时以黄白术（炼丹）结交武定侯郭勋，成为座上宾。

查清“张寅”户籍缘由后，马录为求万无一失，又调集陕西鄜州、洛川的父老十五人，这些人当年都亲眼见过李福达，他们看到“张寅”，都认定此人就是李福达。

马录还找到了给事中常泰（徐沟乡绅，了解当地情况）和刑部郎中刘仕（鄜州人，了解当年白莲教暴动情况），两人都说“寅为福达不疑”。

马录还找到了一个关键证人：杜文住，此人是李福达的妻弟——李福达娶了杜文住的姐姐杜氏，杜文住到马录的衙门作证，指认张寅就是李福达。

有了这些证据，马录联合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使马豸进行了一场联合审讯，认定张寅即李福达，“张寅”对此也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