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手握顶级人脉和逆天财商，却硬是把一把好牌打成了废纸。
台湾曾经的超级富豪黄任中，就是这个类型的终极标本。
1940年，黄任中出生在一个顶级官宦家庭，父亲黄少谷是国民党元老，当过"司法部长"，蒋经国亲口嘱咐黄少谷夫妇要多生孩子，结果只生了黄任中这一个独子。
在这样一座密不透风的权力堡垒里长大，叛逆几乎是黄任中唯一的出口。
他在建国中学念书时成天和帮派分子打架斗殴，身上的伤疤比课本上的笔记还多，成了警察局的常客。
父亲动用所有人脉把他保出来，转头又得给人家赔礼道歉，父子关系僵到冰点。
1960年，黄任中靠着父亲的关系获得美国普渡大学留学资格，但骨子里的桀骜不驯让他再次被开除，后来辗转进入宾夕法尼亚军事学院才算正式读完大学。
可他并不安于现状，1971年，黄任中做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扔掉美国的一切，回到台湾从零开始。
他先是在街头修电视零件，随后靠着一股钻研劲和超乎常人的商业嗅觉，说服美国橡树公司来台设厂生产电路基板。
这是台湾第一个打破日本企业垄断的电子项目，黄任中借机迅速扩张，十年间将小作坊发展为拥有45家工厂、近8000名员工的制造帝国，自己则坐上了橡树公司亚太区副总裁的位子。
但真正让他跻身顶级富豪行列的，是股市。
1984年，他以每股17.5元新台币的价格购入远东航空2500万股，像一条沉默的鳄鱼般潜伏了整整11年。
1995年，他以每股225元的高价全部清仓，单笔净赚56亿新台币。
次年，黄任中登上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身家超过3亿美元。
从这一刻起，黄任中彻底换了一副面孔。
他开始公开宣扬一种在今天看来令人瞠目结舌的价值观： "没有女人我饭都吃不下。"
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头禅，更是他此后全部生活的行动纲领。
他在阳明山购置了占地千余平的超级豪宅，取名"欢乐宫"，一砖一瓦都透着他暴富之后的疯狂。
最让人惊掉下巴的，是他专门定制的那张红木大床——长5米、宽3米，能同时躺下九个人，这张床后来成了台湾社会对他全部记忆的浓缩符号。
黄任中管理这个"后宫"的方式，精准得像在运营一家公司。
他将身边的女性划分为六类——妻子、丫鬟、徒弟、红颜知己、干女儿、女朋友，设大管家统管全局，排班表精确到小时。
普通女伴每月零花钱5万台币起步，最受宠的则飙到50万。
有媒体估算，他在20年间仅仅花在女人身上的钱就超过20亿新台币。
这些女性中不乏港台知名女星，他最宠爱的是"干女儿"陈宝莲，赠车赠房，出手就是几千万。
然而2002年，年仅29岁的陈宝莲在上海跳楼身亡，遗书中仍在念叨黄任中的名字。
很多年后回头看，这像是一个预言——黄任中的世界，早晚也会从"欢乐宫"摔成一地碎片。
命运的转向不需要预告，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台湾，黄任中早已把实业甩在身后，全部身家押在股市和地产上。
股市一崩，资产一夜蒸发八成，他放出去的百亿贷款也因债务人破产化为乌有。
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税务。
台湾税务部门认定他1995年那笔56亿的远东航空股票交易属于恶意逃税，开出14亿元新台币的本税罚单，连本带利加罚款最终滚到了惊人的26.6亿。
昔日称兄道弟的商业伙伴集体消失，上百位情人一夜之间一个不剩，能带走的东西全带走了。
病痛来得比法院传票更不留情面。
2003年10月，63岁的黄任中因糖尿病恶化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检查结果像一份死亡清单——糖尿病、肾衰竭、肝功能衰竭、高血压、后天血友病，两只肾脏彻底报废，每周靠三次透析续命。
曾经一句话能让几十个女人围绕在身边的男人，此刻连一个愿意来医院看一眼的人都没有。
当年一顿饭花掉几十万面不改色的他，现在连几十万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只能靠姐姐东拼西凑。
儿子黄若谷远在美国，对这个荒唐的父亲早已心灰意冷，连电话都懒得打。
2004年2月10日，64岁的黄任中因糖尿病并发肠胃道大出血，导致多重器官衰竭，死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一间普通病房里。
护工在他口袋里翻遍了所有地方，只找到一张银行卡，余额3万新台币。
讽刺的是，他当年给女伴一个月零花钱的起步价，都不止3万。
没有人来吊唁，没有灵堂，没有遗像。
送到殡仪馆送别的，只有三个人——儿子黄若谷、干女儿小潘潘，还有一个跟了他几十年的老管家。
黄任中这一生，活脱脱是一部反向的励志故事。
他拥有顶级的家世、超群的智商、逆天的财富，却把这一切全部消耗在一张九人大床上。
从百亿身家到银行卡里只剩3万，从"欢乐宫"的夜夜笙歌到太平间里的五天无人认领，前后不过十年。
说到底，管不住欲望的人，财富和运气不过是加速他坠落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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