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反对派领袖纳夫塔利·本内特和亚伊尔·拉皮德已联手，试图击败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以色列的下届政府。尽管他们对内塔尼亚胡有诸多批评，但对于他在加沙及该地区其他地方的战争，他们却几乎没有疑虑。
这些战争——特别是已造成超过72,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加沙种族灭绝——使以色列在国际上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受欢迎。但曾担任过总理的本内特和拉皮德似乎押注，如果能在必须于10月底前举行的选举中掌权，他们将能够修复以色列的全球声誉。
今年4月，在政治上属于以色列极右翼的本内特在发起执政竞选时向选民承诺了一个“纠正的时代”，一个由“只考虑以色列利益”的“专业人士”领导国家的时代，而不是内塔尼亚胡带来的分裂与孤立。
在国际上，以色列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已认定以色列在加沙确实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在欧洲，西班牙、挪威、爱尔兰共和国等诸多国家都对以色列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欧盟内部暂停与以色列贸易协定的压力越来越大。即使在其最坚定盟友美国的民众中，民意调查也一再指出，政治分歧双方都对以色列的多场战争及其对美国政治显而易见的影响力感到日益愤怒。
当然，内塔尼亚胡本人也因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政策研究员贝丝·奥本海姆告诉半岛电视台：“以色列正变得越来越孤立。”她同时指出了美国和欧洲的民调数据。“目前，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公开场合仍保持着‘兄弟情谊’，尽管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争期间出现了裂痕，总统在Truth Social上对以色列发出了羞辱性的命令。”
她补充说，在欧洲，以色列也日益孤立，只有对大屠杀的记忆以及在贸易和军售问题上更务实的关切，阻碍着欧洲形成统一的回应。
在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战争以及占领巴勒斯坦人土地的问题上，本内特和拉皮德几乎没有批评——有时甚至说内塔尼亚胡做得还不够。
本内特去年没有谈及以色列自2023年以来在加沙杀害的数万人，也没有谈及飞地幸存者面临的严峻人道主义局势，而是将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描述为本质上已嵌入加沙剩余的民用基础设施中，从而为以色列的持续袭击辩护。
分析人士认为，本内特-拉皮德联盟在安全政策方面能提供的、与内塔尼亚胡不同的东西寥寥无几。
以色列前驻纽约大使兼总领事阿隆·平卡斯告诉半岛电视台：“本质上，他们只是依赖于一种假设，即全世界憎恨的不是以色列，而是内塔尼亚胡。这没问题，但人们评判他们的标准不会是这个。评判标准将是政策，而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在互相竞争，看谁更好战。”
“两人从未质疑过以色列在黎巴嫩、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伊朗问题上立场的前提，”平卡斯说，“他们有没有问过，如果政权垮台了，为什么人民没有像内塔尼亚胡所说的那样起义？或者提出对巴勒斯坦的新政策？没有。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批评停火。”
尽管欧洲领导人对以色列的批评比过去更加公开，但对以色列而言最重要的关系——与美国领导人的关系——依然稳固。而本内特和拉皮德将把维持这一关系作为优先事项。
“本内特会希望让特朗普站在他这边，”政治民意测验专家米切尔·巴拉克告诉半岛电视台。
谈到以色列公众对欧洲的愤怒缺乏关切时，他说：“欧洲和西方的许多人会做他们该做的事。但对公众影响最大的，是以色列的安全以及与美国的关係。目前，内塔尼亚胡拥有这种关系，但我们知道特朗普可能难以预测，而且，如果内塔尼亚胡看起来快要失势，特朗普讨厌输家。”
分析人士称，以色列在欧洲的孤立程度有多深，也值得商榷。
奥本海姆指出，西方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从以色列收集的情报中获益，也从与以色列的贸易中获利，尤其是其尖端技术和间谍软件。最高领导层的人员变更，可能足以向国际社会的大部分人发出回归的信号。
“虽然西方公众对以色列越来越敌视，但大多数政府仍然希望他们不必采取行动。一个更易于接受的新政府将给各国领导人提供一个与以色列重置关系的机会，”奥本海姆说。
“但一个新的以色列政府不会改变根本的发展轨迹。它可以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采取更务实的政策，打击定居者的恐怖主义，也可能更有条件做出外交让步，”她说，“事实上，所有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在拒绝巴勒斯坦建国、同时推行更具挑衅性的安全理论方面存在共识。内塔尼亚胡的主要挑战者纳夫塔利·本内特是一个真正的意识形态右翼分子，而加迪·艾森科特、亚伊尔·拉皮德和其他中间派按以色列的标准实际上在用鹰派言论互相竞争，试图压倒对方。”
因此，欧洲国家面临着一个考验。他们可以将内塔尼亚胡的下台视为一个缓解对以色列压力的机会——这种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对以色列行为感到厌恶所带来的政治必要性。或者，他们可以发出信号，表明以色列必须改变其行为方式，而不一定是其领导人——这实质上是告诉以色列，对以色列支持度的转变将是长期的。
“一个更礼貌、能发出正确信号的以色列领导层，可能正是让西方政府得以重启关系的契机，”奥本海姆说，“但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改变，从长远来看，以色列将无法避免与西方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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