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里，美国诉讼总长约翰·绍尔在最高法院不断试探法律边界。他的陈述节奏很快，带有对抗性，也明显带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气质。
绍尔立场强硬，作风寸步不让。即便放在十年前，这样的风格都可能让大法官反感。但如今，他并没有遭遇那种让人难堪的尖锐盘问。过去，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就曾这样对待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诉讼总长团队。
他的夸张表述往往没有受到追问。政府立场发生变化时，历任诉讼总长常会因此受到告诫，而绍尔大体上也避开了这类批评。
更重要的是，在扩大行政权、重塑投票权和选举法的问题上，绍尔与最高法院以6比3占优的保守派超级多数站到了一起。
这种趋势会走多远，还要看接下来几周的裁决。按计划，大法官们将在7月1日前结束本届审理期。到目前为止，在一系列围绕特朗普议程的初步争议中，多数派已经站在政府一边，使他得以着手拆解联邦机构、削减国际援助，并加快驱逐无证移民。
绍尔最早与特朗普建立联系，是以特朗普私人律师的身份。2024年，他在最高法院为特朗普赢得了免于刑事起诉的保护。更早之前，他担任密苏里州诉讼总长时，曾站在一场州政府最后时刻提起的诉讼前线，抗议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那场选举让特朗普失去了总统职位。
绍尔打破了诉讼总长办公室一贯刻意保持的克制与疏离，公开保留了自己“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斗士式的气质。政府在特朗普对外国商品加征关税的争议中败诉后，这场少见且格外显眼的失利发生时，绍尔就站在总统身边，听他痛斥大法官。
特朗普面对电视镜头称，大法官们“让他们的家人蒙羞”。
在那起最高法院关税案中，绍尔的论点是本审理期政治色彩最浓的表述之一。
他在开场陈述中向大法官转达特朗普的信息：“4月2日，特朗普总统认定，我们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已经把我们推到经济和国家安全灾难的边缘。”
呼应特朗普的说法，绍尔还警告称，如果撤销这些关税，“我们将暴露在更具攻击性的国家无情的贸易报复之下，并使美国由强转弱，带来毁灭性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后果”。
担任美国诉讼总长的人，当然会体现任命他的总统所属政党的政治立场。但这个职位常被称为“第十大法官”，多数担任者都会努力展现一种不带情绪的姿态，更清楚地平衡联邦政府整体利益。
曾在最高法院执业40年的罗伊·恩格勒特说，绍尔打乱了这一模式。恩格勒特在20世纪80年代还曾在美国诉讼总长办公室担任律师。
恩格勒特说：“这位诉讼总长与总统及政府其他成员保持一致，比特朗普第一任期以及此前历届共和党或民主党政府都更具进攻性。”
他还表示，绍尔的策略之所以能奏效，前提是这种策略“与最高法院自身的法理偏好一致”。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诉讼总长是诺埃尔·弗朗西斯科。他更像华盛顿共和党建制派的一员，所服务的政府也比特朗普第二任期更克制。当时最高法院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格局是5比4；而如今，随着右翼阵营新增一票，多数派右转的速度更快。
当然，绍尔并不是在把大法官们说服到一个他们原本不会去的方向。政府在大范围关税争议中的败诉，也说明了特朗普政府法律主张的边界。
但最高法院最近对1965年《投票权法》的大幅削弱，显示出诉讼总长能够把法院引向何处。路易斯安那州诉卡莱案的裁决，源于罗伯茨主导多年的一项推动。但这一裁决同时也吸收了绍尔团队设计的论证路径，意在不直接推翻《投票权法》关键条款的情况下，削弱其效力。
持异议意见的大法官埃琳娜·卡根注意到了诉讼总长办公室的影响。她在意见中一度提到“诉讼总长”，并称多数派“在很大程度上挪用了他关于如何颠覆一项1986年投票权判例的想法”。
撰写多数意见的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也以类似诉讼总长“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方式，淡化了新区划歧视认定标准带来的后果，并表示：“我们只需要更新这一框架……”
在持续多年的路易斯安那争议中，特朗普政府改变了司法部原有立场，撤回了对该州选区地图的支持。那份地图在全州6个国会选区中，设有2个黑人占多数的选区。
特朗普得知法院推翻这份地图、且该裁决将有利于共和党后，回应说：“我喜欢。”
51岁的绍尔在2024年因替特朗普赢得大幅免于刑事起诉的保护而在全国声名大噪。特朗普当时因反对2020年选举结果而面临与选举欺诈、共谋等相关指控。那场选举依法将白宫交给了乔·拜登。
甚至在特朗普诉美国案这一里程碑式裁决之前，绍尔就已表现出对特朗普的忠诚。绍尔曾帮助领导一批州，支持在最高法院挑战2020年选举结果。大法官们很快驳回了这起得州诉宾夕法尼亚州案。
2024年11月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后一周，他宣布将提名绍尔出任美国诉讼总长，也就是联邦政府在最高法院的首席律师。
在这一职位上，绍尔不断援引特朗普诉美国案，作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扩大行政权的依据。罗伯茨代表法院撰写的那份意见，强调总统拥有“决定性的、排他性的”权力。
一宗仍在审理中的案件——特朗普诉斯劳特案——可能促使法院为特朗普提前撤换独立机构官员开绿灯。在去年12月围绕前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丽贝卡·斯劳特的争议提交到大法官面前时，绍尔在书面意见中强调：“总统必须控制一切行政权的行使。”
绍尔还借用了豁免案中的表述，主张：“就在两个审理期前，法院重申，总统对其任命的美国行政官员的‘决定性的、排他性的’免职权，不得由国会规制，也不得由法院审查。”
他进一步称，这种决定性的、排他性的免职权，也包括随时撤换由总统任命的多成员行政机构负责人，例如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的权力。
在口头辩论中，他对扩张总统权力的立场毫不含糊。他还策略性地借用了罗伯茨的一句话，敦促法院推翻1935年的先例——汉弗莱遗嘱执行人诉美国案。该案曾限制总统的免职权。
绍尔说：“汉弗莱遗嘱执行人案已经变成一个正在腐朽的空壳，却还带着大胆而且尤其危险的野心。”这句话借用了罗伯茨在2024年一项推翻联邦机构司法尊重原则、结束40年规则的裁决中的措辞。
斯坦福宪法法律中心法律学者邓肯·霍西批评绍尔是在推进他所说的“特朗普工程”。
霍西说：“以往的诉讼总长，包括共和党政府时期的诉讼总长，都没有把这个办公室完全置于总统之下。”他还表示，绍尔“受益于一个既同情特朗普本人、也同情保守派法律运动框架的法院”。
对特朗普和最高法院来说，绍尔提供了一种鲜明的结合：既有热情，也有资历。
他获得过罗德奖学金，拥有哈佛法学院学位，还曾担任已故保守派标志性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助理法官。特朗普长期把斯卡利亚视为理想典范。不过，与许多拥有这类精英履历的律师不同，绍尔离开了华盛顿，回到圣路易斯地区。他先后担任助理联邦检察官、从事私人执业，之后出任州诉讼总长。
他也开始参与右翼议题，包括反对堕胎权和反对少数群体权利。
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朗普、绍尔和最高法院都在打破常规。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最高法院通常是意识形态上5比4分裂的格局。而现在的最高法院则拥有6比3的保守派超级多数。2020年末，特朗普任命艾米·科尼·巴雷特接替已故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进一步巩固了右翼对法院的控制。
绍尔站在讲台前，穿着传统的灰色晨礼服外套，声音沙哑，动作很多。他一边快速打手势，一边耸动肩膀，为总统的法律议程辩护。
特朗普一共在法庭上看过绍尔四次。前三次，绍尔都是以特朗普私人律师身份出庭。2023年11月，绍尔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就特朗普选举颠覆案中的禁言令提出抗辩；2024年1月，他首次就特朗普要求免于刑事起诉提出上诉；2024年9月，他又就纽约陪审团认定特朗普侵犯作家让·卡罗尔并判赔500万美元一案提起上诉。
第四次是在上个月的最高法院。当时争议焦点是特朗普试图终止非法定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也就是针对父母不具公民身份者所生子女的自动公民权。
特朗普于2025年1月20日、也就是他重返白宫的第一天签署了这项命令。下级法院很快叫停了它。
这项命令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相冲突，也与最高法院长期以来的判例相冲突。第十四修正案保障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的人享有出生公民权。
事实上，西半球还有许多国家也实行这种自动公民权制度，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
针对他认为自己受到的怠慢，特朗普写道，法院“出于对总统职位的尊重，竟然连这一事实都没有承认或提及——假新闻媒体当然没有忽视这一点！”
尽管特朗普经常抱怨法院，但保守派多数在大多数时候仍与他立场一致，并持续强化总统整体上的行政权力。
而且，绍尔从未像其他诉讼总长那样，遭到多数派的猛烈围攻。自由派大法官偶尔会要求他说慢一点。罗伯茨也曾在1月的一场辩论中斥责他，原因是他在一位大法官提问尚未结束时插话。
但这位首席大法官并没有像当年对待卡根——她在被巴拉克·奥巴马任命进入最高法院前曾任诉讼总长——以及她的继任者唐纳德·韦里利那样，对绍尔发起挑战。尤其在种族议题上，罗伯茨当年态度格外强硬。例如，他曾就一些并不容易掌握的投票统计数据盘问韦里利，以暗示某些《投票权法》保护已不再必要。
在2013年的一起案件中，罗伯茨问韦里利：“你知道哪个州白人投票率与非洲裔美国人投票率之比最差吗？”
当时正在为1965年《投票权法》辩护的韦里利回答说不知道。罗伯茨随即说：“马萨诸塞州。”接着又补充：“你知道哪个州最好吗？在那里，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率实际上超过了白人。是密西西比州。”
很多时候，当自由派大法官猛烈质疑绍尔的论点时，保守派大法官会出面替他解围。在特朗普诉斯劳特案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该案可能赋予总统更自由地解雇独立监管机构负责人的权力。
资深自由派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在质疑绍尔要求推翻先例的主张时说：“律师先生，所以你的意思是，或者说你的论点是，本院较新的几位大法官的推理，比霍姆斯、布兰代斯这样的著名法学家更站得住脚……你是在说，我们比之前所有那些大法官更理解什么叫绝对行政权吗？”
片刻之后，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特朗普提名进入最高法院的三位大法官之一——给了他一个台阶。
卡瓦诺说：“回应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的问题，你这一边还有塔夫脱和斯卡利亚，对吧？这已经很不错了。”
绍尔随即热情回应：“我认为他们都是杰出的法学家。尤其是斯卡利亚大法官，我认为他是本院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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