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曾是中国传统学术之“大宗”。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称秦汉以降直到清末的两千多年为“经学时代”,虽似过于简化，亦良有以也。然而，到了20世纪，随着中国思想文化权势的转移，这种往日读书人共知的常识，至少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已经成了“明日黄花”。连带着，以这门“绝学”为研究对象的经学史，尚未星火燎原，就已呈现式微之相。
经学史的衰落，主因当然是势易时移，人们的知识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经学本身疏离于今人的日常生活之外，不易引发更多的兴味。不过，如果考虑到另一门更不通俗的学问——甲骨学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大行其道，并一度居于“新学术”中“执牛耳”的地位，这种学术社会史的解释就不免单调了。经学史的不时兴，恐尚有一层学术典范本身的原因在。
“新学术”的发起者之一傅斯年在1928年所作《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书》中的一段话，经过学者频繁征引，几乎已是尽人皆知：“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他声称，“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氏所说的不“读书”,有其非常明确的意指。他表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而所谓“经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与“新学术”的旨趣不尽相符，既不“髦得合时”,在学界的吸引力便终复有限。
就今日学界普遍的风气来看，一般学者更是在入门之初便与被不少人认为饶富“近代”学术精神的乾嘉学者有异。差异之一是，对目录学的重视程度不同。在通过“读书”而治学的时代，学者入学门径最讲究的是“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所言：“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这一取向直到20年代初期尚有极大的影响。1923—1924年，胡适和梁启超分别为清华学生开了一份“国学书目”,引发了一场关于“科学”和“国学”观念的论争。但是，就一般看来，虽然现今各大学文科通常都在课程表上有“文献检索”一类的名目，“图书馆学”更作为一门特定的专业进入现代知识体系(近年国内的“图书馆学”专业似均因“市场”原因改名),但前者常常不受重视且教师未必能起到“提示门径”的作用，后者则自有其更“专业”的关怀而并不以“提示门径”为目标。
在这种情形下，朱维铮教授的经学史研究在学界可谓“异数”。“异”,不仅在于其所做是一般学者少做甚至不敢做的，更在于其为学路数上的与众不同。就著作来看，他“编注辑校”者要超过“著”,其中如《中国历史文选》、《章太炎选集》(与姜义华合作)、《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章太炎全集》第3卷等，均是中国历史学、中国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关键的是，这些著作并不仅仅是“编”而已。《中国历史文选》和《章太炎选集》中每一篇目前的“提要”性文字、《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对梁著错讹处的校正和人名的注释，不但嘉惠学林，于短短一段文字中透露出编者的学力，更凝聚着编者广泛而细致的学术见解之精华，绝非一个“编”字了得。
这种以勾玄提要为主要内容的“编校”,凸现出以“书”(文献)为中心的治学特色，也融进了朱先生“写”的部分。以凝聚了他在经学史领域的重要成果的《中国经学史十讲》一书而论，全书10篇，另有附录21则。在正文的10篇中，除开为《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写的后记(第10篇)不算，至少从3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这种在现代学人中不可多睹的特色。《 <论语〉结集说》通过对《论语》结集过程的考察，对于今本《论语》能否成为“唯一可信的孔子史料”提出怀疑，指出：就该书六百年的结集史可知，“结集的过程是材料真实性退化的过程，愈改编愈失真”。因此，研究孔子和他的思想，“便不能满足于利用今本《论语》,而只能由重新清理做起，第一步便是应对今本《论语》进行分解式的研究”。这篇文章发表于1986年的《孔子研究》创刊号，可是，20多年过去了，“《论语》分解”的工作仍没有人去做，即使在学者已耳熟“解构”的今天。相反，不问究竟，拿来便用的“拿来主义”在孔子思想研究中仍是通行的做法。《汉学与反汉学》和《重评〈新学伪经考> 》属于清代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其中，前者是通过对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和方东树《汉学商兑》三部书的阅读，清理出汉学家和“反汉学家”各自的关怀与思路。《重评〈新学伪经考>》是朱先生为其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所写导言，对康著成书过程、逻辑、意向及其引发的批评作了论述。
引人注目的还有书后21则《中国经学史选读文献提要》,收录了作者对从伏生的《尚书大传》到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等中国经学史名篇所作的提要性文字，包含了作者情况、成书过程、篇章结构、基本内容、版本源流、思想影响等内容，在基本的“常识”介绍中，时有作者多年的治学心得，不啻是一部微型的中国经学史，对中国经学史、思想史的研习者来说，更敞开了一扇初入之门。
这里介绍的几篇文章，只是朱先生以“书”为中心的治学特色的一个缩影。《中国经学史十讲》一书未选的一些篇什，如《在中世纪晚期的〈三国演义>》、《汉宋调和论——陈澧和他未完成的〈东塾读书记>》、《“天下一道”论——王韬的“弢园文”发凡》、《学人必读书——张之洞和〈书目答问>两种》《使臣的实录与非实录——晚清的六种使西记》、《<訄书〉发微》、《 <中国札记〉小引》等等(分别收入《走出中世纪》《求索真文明》等书),均在中国思想史的论著中，不但为后学提示了“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也以实例展示了应该“如何读书”。< pan>
思想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但它最通常的呈现方式是“书”(及文章)。无论如何，对于大部分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总是从“读书”起步的。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值得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和反思。我所说的“读书”二字，首先意味着在“史料”的意义上对那些“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给予一个确当的位置。罗志田教授曾经发现，现代史学一方面强调尽量扩充史料，但另一方面又对“二十四史”这样的常见史料弃之不顾。事实上，钱穆、严耕望等学者已意识到这一倾向的存在，他们对“读书”的强调，确有其深刻的意旨在。其次，以“书”为中心的经学史及更广义的思想史研究，还意味着深入探讨每一部著作的内在思路和逻辑。换言之，首先应把一部书视为“一部”书来看，由字到句，由句到篇，由篇到书，再由书到篇到句到字，周而复始，潜泳涵玩，而不是寻章摘句式地服务于一个外在的“问题意识”。
福科在《知识考古学》的开端说：“今后，文学分析不是将某一时代的精神或感觉作为单位……而是将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的结构作为单位”。那么,思想史研究呢?“一部作品、一本书、一篇文章”在思想史中将以何种位置存在呢?进一步，我们是不是也要像福科一样，重新思考一下“书的单位”或者“作品的单位”这样的问题呢?不过，首先，我们还是应该在“找东西”的同时，回到“读书”的立场上来。
(原刊2004年《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王东杰，1993年至1996年复旦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硕士研究生。现为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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