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在同一天，中国司法部发布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FSR）在对同方威视的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该措施。
两条新闻一前一后，看似说的是两件事，实则指向同一事实——中欧之间关于“域外管辖”与“规则对抗”的正面博弈已经开始。欧盟正在尝试将美国式的长臂管辖逻辑套用到对华经贸关系之中，而中方则首次以专项法律为武器，打响了制度性反击的第一枪。
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呢？传统的贸易战手段遵循的是“国境线逻辑”——手段主要是征收关税、设置配额，防线设在海关。而欧盟的FSR跨境调查则完全不同，2024年4月，欧盟依据FSR条例对位于荷兰和波兰的一家中企办公场所进行突击检查，直接索要存储在中国境内服务器上的员工邮件和内部数据。
这家企业援引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拒绝了这一要求，欧盟却将此认定为“不合作”，于2025年12月将案件升级为深入调查。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在于，只要你在欧洲有经营活动，你在母国境内的内部数据也在我管辖范围内；你不配合我的调查要求，本身就是一种“违规行为”。这已经不是常规的贸易救济，而是赤裸裸的执法权跨境延伸。
欧盟此举，可谓是充满了“美式霸权”的霸道作风。美国司法部依靠《反海外腐败法》等法律工具，建立起了一套覆盖全球的执法网络，通过金融系统的美元通道，美国可以对任何国家企业的一举一动实施监控和制裁。欧盟曾是这一体系的受害者，从法国阿尔斯通案，到欧洲银行被处以巨额罚款，欧洲对美国的长臂管辖有着切肤之痛。
既然欧盟能用美国方式来对付中国，那么中方为什么不能用国内法进行反击呢？5月15日司法部公告提及的《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早在2021年就已经生效，但一直被视为“威慑性立法”，更多停留在原则宣示层面。而这次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司法部会同商务部完成了对欧盟相关做法的调查认定，严格依据条例第三条和第六条的规定，明确了法律后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这一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这意味着，中方不仅在外交层面表达了反对，更在国内法层面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了合规依据。当面对欧委会的跨境数据索要要求，中国企业可以援引司法部公告以及《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予以拒绝，这是一次从“口头抗议”到“制度性反制”的转变。
欧盟此次推出的对华强硬贸易防御政策，本质上是在全球贸易秩序碎片化的背景下，采用美国式的手段来应对中国式的发展。而中方的回应则清晰地传达了一一个信号：同样的霸权逻辑，美国用得，不代表欧盟也用得。中国不是欧洲，欧洲在面对美国长臂管辖时选择了“学习并照搬”，但中国选择的是“识别、认定、阻断”的制度性抵抗。这场博弈的走向，不仅关乎同方威视一家企业的命运，更将塑造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经贸规则的基本规则——究竟是走向更加碎片化的“家法林立”，还是重新回到多边协商和规则对话的正轨。答案，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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