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美国女作家逝世，临终前交代：把我的遗产和骨灰都交给朱德|女作家|美国

你肯定听过不少外国友人支援中国革命的故事，但这个美国女人的选择，放到今天看依然让人觉得诧异。1950年，58岁的她在伦敦病逝，临终前留下遗嘱，把自己全部稿费、遗产还有骨灰，都交给远在北京的朱德。没人逼她这么做，她和朱德也算不上私交过密的好友，为啥会把一切都托付出去？这事儿得从她这辈子的经历慢慢说。

她叫艾格尼丝·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的农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挖煤修铁路讨生活，母亲靠给人缝补洗衣贴补家用，她小小年纪就出去打零工。从小见惯了底层人的苦，她一辈子都把眼睛盯着穷人的生存状态，早早就参与过工人运动，给工会写过不少稿件。1928年她辗转颠沛到了上海，当上了外国报纸的驻华记者。刚下船就被眼前的场景刺中了，外滩一边是租界的灯红酒绿，一边是码头上光着脚在煤灰里奔波的苦力。她忍不住说，这些脸色，和我在美国矿上见过的一模一样。

那时候四一二政变刚过去，上海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她不管这些，天天跑工厂跑棚户区，写出来的报道全是讲工人被超长工时压榨，写孩童当童工被机器绞伤还得接着上工。因为她公开同情中国共产党，报纸主编顶不住各方压力把她开除了，她却压根没想离开中国。没多久她认识了宋庆龄，还当上了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帮忙整理材料给外国媒体发呼吁。宋庆龄点了她一句，你不能只摆事实，得让西方人明白，这不是普通的警察暴行，是针对新政治力量的镇压。

这句话点醒了她，她也从一个冷眼旁观者慢慢变成了参与者。她跟着宋庆龄帮被通缉的革命同志躲追捕，天天提心吊胆，这份工作早就超出了记者的本职范围。后来西安事变爆发，国内媒体不敢说真话，外界全被信息迷雾蒙着，有人找她用英语对外广播，解释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她对着麦克风讲了好几天，把前因后果说得明明白白，这也是她第一次公开站在中国革命这边发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她受邀去延安采访，本来大家建议她写毛主席或者别的著名领导人，朱德还劝她多走走多看看再做决定。她走了一圈聊了一圈，最后敲定要写朱德的传记。她觉得，朱德从佃农出身，一路走到领导农民武装，太能代表这支穷人出身的军队了。她和朱德约好每周见面梳理过往经历，朱德不爱说自己的功劳，她就到处找认识朱德的人核对细节，一点点把材料攒齐。在延安她还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说她以外国记者的身份在国际活动更能发挥作用，婉拒了她，她虽然有点失落，也接受了这个安排。

全面抗战爆发后，她非要跟着八路军去前线，说不亲眼看看炮火里的部队，写不出真东西。领导担心她的安全，劝了她好多回，她倔得很，说战士能死在战壕里，我一个记者还不能摔一跤吗。最后领导只好同意她随行，还给她专门配了警卫。一次转移途中她从马上摔下来，背部受了重伤，躺着养伤还不停记笔记，追着周围人问战斗的细节。她写出来的八路军报道，不爱渲染英雄主义，就写战士缺枪少粮、老百姓主动送粮这些小事，她觉得这些才是这支军队能在敌后站住脚的根本。

1941年她积劳成疾，不得不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回去之后她也没闲着，到处演讲写文章讲八路军敌后根据地的真实情况。那时候美国的政治氛围容不下她这种声音，出版商也逼着她删改内容迎合风向，她不肯妥协，书稿就一直压着没法出版。后来她搬到乡下居住，把攒了好多年的材料都搬出来，一门心思写朱德的传记，一写就是好几年。朱德还托人给她寄了整理好的经历材料，还有自己的像章、延安织的披肩这些小东西，都是那个物资紧张年代里，最沉甸甸的心意。

她把这本书定名为《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她不想只写个人传记，要写清楚中国革命到底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从收音机传出来的时候，她正在赶书稿，得知消息特别开心，赶紧加快了修改进度。1949年底她拿到出境护照，美国不让她前往中国，她只好先去伦敦等机会，没想到没多久就查出了严重的肾病。她知道自己挺不过去，赶紧写下遗嘱，明明白白说自己所有遗产、稿费全交给朱德处理，骨灰也要送回中国安葬。

身边朋友问她，你是美国人，为啥不把东西留给家人，她只是淡淡说，钱不多，但是这些钱来自写中国革命的书，就得回到产生它的地方去。1950年5月6日，她在伦敦去世，终年58岁。后来她的骨灰顺利送到北京，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的字还是朱德亲手题写的，写着“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她留下的版税，按照她的遗愿，全部用来买了国外最新的科技书籍，送到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科研单位，就是开篇那箱漂洋过海的书籍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