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被遮蔽百年的梨园史，始于一次图书馆里的文化休克。
吴存存教授在后记里写下这段动人的学术缘起：上世纪 90 年代，她在南开大学线装书库中偶然翻开《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原本以为是纯粹的戏曲研究，却撞见京剧史里最隐秘、最无人提及的一面 —— 戏园文化与士伶情感、权力与欲望交织的真实图景。这与我们印象中京剧的纯粹形象截然不同，也成为她坚持二十年研究的初心。
从国内到海外，从课堂研究到哈佛访学，她在繁忙工作中坚持写作，在暴雪封门的阁楼里伏案深耕，一点点还原清代京城戏园台下的真实生态。她不迎合猎奇，不美化历史，只用扎实史料，揭开被浪漫化、被刻意遗忘的梨园真相。
这本书的背后，是一位学者对历史的敬畏，对小人物的共情，对真相的执着。
后记：线装书库里的戏剧史带来的文化休克
文 | 吴存存
这本小书稿的酝酿，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南开大学工作的那些岁月，虽然当时还远没有计划过要写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大学教师普遍清苦，但一个现在想来非常难得的工作条件，就是教学的工作量很低，通常一学年只须上两门课，而刚刚留校不久的年轻讲师，几乎不会有什么行政工作。因此，我们有大量的读书时间。
那时我刚开始对明清文学与性爱的问题感兴趣，但具体要搞什么研究，还茫无头绪。我每天都花一些时间在南开图书馆徜徉，当时很多明清古籍还没有排印本，或者仅有删节的排印本。那个时期教师和研究生都可以进入线装书库，于是我一头扎进线装书库，立志要通读那里所有的明清小说、戏曲和笔记。
南开图书馆的线装书藏书量相当可观，有好几年我几乎每星期都有两三天泡在那昏暗而散发着浓重樟脑气味的书库里。这个宏大的读书计划后来因为生孩子、工作等原因并没有完全实现，但在这广泛浏览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之前没有听说过却对我今后研究非常重要的书，这让我到现在都很怀念书库里的那几年。
我可能无法很好地形容最初看到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和陈森《品花宝鉴》时的惊讶和困惑。还记得在那书库一个最下层的书架上，看到20世纪30年代刊行、印刷精良的线装本《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时，我预期那应该是一部讨论戏曲艺术的丛书，但翻阅一过之后，非常吃惊地发现其大部分篇章跟清代初年那些专门描写妓女的“画舫录”，在措辞和情调方面几乎没有区别，甚至写得更为香艳。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早期京剧与男风的联系是一个没有人讨论甚至没有人提起的话题，虽然那时候一些老人对这段历史可能还记忆犹新，但出生于60年代的我，对此没有任何知识或思想准备。
这与我过去所读的晚明曲论家如徐渭或王骥德的著作是如此地不同，跟我印象中的“国粹”京剧更是无法联系在一起。而在书库里读到的道光年间刊行的《品花宝鉴》更是让我困惑不已，那几乎就是颦儿翻版、动辄垂泪的杜琴言，以及那士伶之间卿卿我我生死与共的浪漫情事，都让我这个听惯了《红灯记》、在“文革”时期成长的人感到无所适从。
这不是因为我对同性恋本身的恐惧—我们的文化没有这种恐惧，而是因为视伶人为性对象和伶人在演戏的同时兼营色情服务的事实，我闻所未闻。
不管背后是否有什么故事发生，至少我当时的理解是，演员作为“人民艺术家”，应该生活在象牙塔里从事着纯粹的艺术活动，而在并不算太远的过去，戏园文化与性爱或色情服务曾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这让我几乎经历了一种“文化休克”。这些历史反差造成的惊讶和困惑，成了我构思这本小书的最初动力。
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是十年之后的事。2002年在墨尔本大学完成关于明清男风的博士论文之后，导师马兰安（Anne McLaren）教授和裴开瑞（Chris Berry）教授都对我论文提到的梨园花谱表现出浓厚兴趣，并鼓励我进一步研究。同年我在新英格兰大学开始任教以后，教学任务一直很重，研究的时间非常有限。这中间虽然陆续发表了几篇有关的论文，却一直没有时间考虑把这个题目写成一部书稿。
真正产生这个想法是来香港大学工作之后，大约是2011年秋天的某日，我们中文学院的李家树教授问我是否有中文的书稿交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跟他谈了我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他的积极鼓励。本来我希望很快完成这部书稿，但2012年开始，我要分担不少学院的行政工作，写作因此一再拖延。
幸运的是，2014—2015学年我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基金，得以在哈佛大学访学十个月，此书的大部分，就是在哈佛边上一栋老房子的阁楼上完成的。
这一年的冬天很长，隔三岔五就有暴风雪，降雪量据说是波士顿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一年。楼下的积雪掩盖了汽车，堆得比人还高。大约有三个月的时间，我都被困在阁楼上，写作是唯一可做的事。好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近在咫尺，查资料仍然非常方便。平时除了出去买些食品，我都躲在那暖融融的阁楼上，一边看窗外大雪飘落，一边坐下来细究清代京城的戏外之戏—戏园文化。
我常觉得在小阁楼中，仿佛隐约听得到一二百年前京城韩家潭一带那哀艳的胡琴笙箫，吵闹的锣鼓铙钹，以及青衣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唱腔，那漫长的冬夜也因此没有多少枯寂之感。
这本小书篇幅不长，却历时不短，在此我要向许多曾给予我帮助和教益的师长、同事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要对不少研究奖助和基金会深致谢忱。
我首先要感谢香港大学的李家树教授，没有他的鼓励、敦促和对我一再拖延的宽容，我恐怕到现在还没有执笔。在我完成初稿之后，李教授花费数月的时间，仔细披阅修改全稿，表述方式和行文语气、书中的数据，甚至标点符号、引用书目页码以及异体字错别字等问题，都一一改正。每次看到先生为我纠错的那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我都深切感受到他对治学和写作的严谨态度并肃然起敬，我也从他的修改中学习了不少把文字写得简洁明白的方法。李教授为此书所花的大量心血和时间，实在让我感铭不已。
此外，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谷曙光教授提供的原始资料和图片，感谢北京图书馆的张杰先生、密西根大学的林萃青（Joseph Lam）教授和陆大伟（David Rolston）教授、格里菲斯大学的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教授、堪萨斯大学的马克梦（Keith McMahon）教授、韦尔斯利学院的魏爱莲（Ellen Widmer）教授、香港大学的雷金庆（Kam Louie）教授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李木兰（Louise Edwards）教授等，在各种会议讨论或私人交往中，我曾从他们的指点、评论和建议中获得诸多启发和教益。
我还应该向《中国文化》主编刘梦溪先生深致谢意，我的大部分中文论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总是寄到《中国文化》，也一直得到刘先生的大力支持和鼓励。我还要感谢研究助理何宝娟小姐，她给我准备秩序井然的电子版资料，使检索材料几乎成为一种乐趣。她也帮助整理编写了本书的索引。感谢复旦大学博士生林秋云小姐，我们最近才有一面之缘，但她告诉我的《谭献日记》一书中的部分内容对本书非常重要，能够在交稿之前对此有所交代，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此外，我要感谢香港大学出版社的莫少杰先生和何舜慈女士为本书出版付出的大量心血，他们极其认真负责的工作使本书避免了许多讹误和忽略。我也尤其要感谢香港大学出版社的两名匿名评审，他们仔细阅读书稿，对内容的改正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也给我提供了有关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信息，这些意见在我修改初稿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专家、学者和朋友之外，多年来许多教育机构和研究基金给我的研究和出版提供了慷慨的支持。
我要感谢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外籍学人奖助基金在2007年给我提供为期三个月的资助，使我得以广泛披阅台湾图书馆的有关藏书；感谢澳大利亚国家研究基金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ARC）提供的为期三年（2010—2013）的我与史麻稞（Mark Stevenson）合作的关于晚清梨园花谱的项目基金（Project No. DP110102651），这笔经费使我们得以多次访问北京、上海、杭州、伦敦、剑桥以及堪培拉和墨尔本的图书馆与博物馆，实地考察北京宣南娱乐区故址，多次出席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AAS）等大型国际会议，与许多有关方面的学者进行交流和讨论；感谢香港大学文学院的徐朗星研究基金对本项目的资助；感谢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的学人奖助基金以及他们提供的无与伦比的研究环境；所有这些机构和基金会的慷慨支持，使本书最终得以成书。
还要感谢印第安纳大学的金赛性学研究中心允许我浏览他们所藏的传统中国的色情绘画和印刷品，本书中的部分稀见插图就是从他们的藏品中复制的。此外，我应该说明的是本书第一、二两章中的部分内容，曾分别在《中国文化》《汉学研究》和美国的《亚洲戏剧学刊》（Asian Theatre Journal）上发表过，虽然这次我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史麻稞，我们都对中国传统的戏园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关心在艺术表演中权力、财富和欲望因素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布局。我们合作写过有关论文、翻译过清代的梨园花谱和《品花宝鉴》中的一些章回，也一起就这个题目申请ARC并获得资助，这对于此项研究无疑是最重要的经济支持。麻稞和我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分歧多于认同，但每次争论过后我都获得很多启发，也很钦佩他观察的入微和考虑问题的深度，尤其是他提出的“戏园边缘”（epitheatre）的概念，对此书的构想很有帮助。虽然我们的年龄和经历都属于平辈，但心底我总感觉他是我的老师。他对本书的贡献难以枚举，当然问题和不足之处都是我自己的——吵架时他也经常提醒我这一点。
2017年2月6日存存记于泊寮见山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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