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说惯了二十四史,可直到今天,正经的官修清史都没正式出版。从清朝灭亡到现在一百多年,修个正史怎么就这么难?这事从北洋时期折腾到现在,牵头的老专家走了都没看到成品,个中麻烦真不是普通人能想象的。
1928年,北洋政府在北京的清史馆已经彻底乱套。代理馆长跟着军阀退去东北,馆里连给员工发工资的钱都挤不出来。负责校对的金梁趁着兵荒马乱,直接雇了几辆马车,把数吨重五百多卷的《清史稿》底稿全拉回了自己家。
没过多久,一千一百部初稿印好流出。四百部运回东北发售,就是后来大家说的“关外本”。留在北京的七百部刚要下发,留守人员就发现了大问题,金梁偷偷利用私藏底稿的便利,把复辟的张勋和保皇派领袖康有为塞进了传记里。
留守人员连夜抽换内容重新排版,这就有了“关内本”。一部本该官方出品的正史底稿,愣是出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当年参与编书的大多是前清旧臣,书里把清朝皇帝夸得天花乱坠,写到辛亥革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直接下令查禁这版《清史稿》,国内史学界也从来没把它算成正统的第二十五史,给清朝修一部正经国史的事,就一直拖到了建国后。
却话里话外带刺,连纪年都不肯用民国的经过多次启动又搁置,2002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挂牌,由知名学者戴逸带队,从全国调集了两千多名多领域专家参与修史。这一干就是十五年,2018年,一百零三卷三千二百多万字的初稿终于完成送审。可从送审到现在,这套书依旧没有正式出版。
年号。这事卡壳不是因为没人干活,核心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给清朝的政治定性太复杂。当年朱元璋推翻元朝修《元史》,只用了一年就完工。元朝本身高度汉化,改朝换代的法统交接顺理成章,没什么好纠结的。
清朝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清初的满洲统治者一边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一边又推行暴力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执政手段分裂感极强,后人根本找不到一把简单统一的标尺,去衡量这个王朝的是非功过。
更难的是给清代的历史人物下结论。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手段极其残酷,可他的后代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出钱出力保家卫国,半点不含糊。洪秀全一开始打着反抗封建压迫的旗号起事,得到不少底层百姓拥护,可定都天京之后,立刻关起门来享乐,任由手下将领互相残杀,根本没法直接套上先进革命先驱的模板。
清初多铎南下制造了扬州十日这样的血腥惨案。把这事定性成武装镇压,满族学者情感上没法接受,只轻描淡写成族群摩擦,汉族学者又不可能同意。施琅收复台湾,确实完成了国家版图的大一统,可也彻底断了明朝遗脉的最后一点根基,怎么评说都容易引发争议。
评价晚清历史,到底该用反封建反侵略的近代史标尺,还是用被迫卷入现代化的世界史视角,两种视角得出来的结论完全不一样。历史定调哪怕差一点点,放到现在都会引发学界和社会的巨大争议,没人敢轻易拍板。
除了定性难,清史的史料庞杂程度也打破了历代修史的纪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了上千万件清代皇家档案,雍正朝设立密折制度之后,各地封疆大吏给皇帝的密报都是未经粉饰的原始材料,整理考据的工作量翻着倍往上涨。还有不少涉及军事、人事的密档,是用满文、蒙古文、藏文写成的,精通这些早期少数民族文字的专家少之又少,哪怕错译一个地名或者官职称谓,整个事件的因果逻辑都会出偏差。
清朝中后期国门被列强打开,只靠国内保存的档案根本还原不了历史全貌。学者们得跑到英国查东印度公司的账本,去俄罗斯对比边疆条约的原始底稿,去日本搜寻满铁当年的实地调查报告。不同国家立场不同,纪年方式不同,跨国史料交叉比对的工作量大到难以想象。
近代还出现了火车、电报、海关这些新生事物,传统的纪传体体材根本装不下这么多新内容。修史团队只能在传统的本纪、列传之外新增图录板块,光是调整体例就费了不少功夫。
最关键的一道关卡是,清史定稿直接关系到现代中国领土主权的历史法理依据。新疆、西藏、台湾这些边疆地区的建置演变,每一个字都不能出错。审稿部门拿着三千多万字的送审稿逐字审核,专家组要把底稿和海关旧档、外文条约原件逐字核对,哪怕一个界碑的坐标错了,都关乎国家法理根基,得一点点抠。剔除西方殖民者留下的歪曲记录,客观还原领土边界的变迁,本身就需要耗费极长的考证时间。
2024年一月,九十八岁的戴逸在北京去世。这位牵头修史的老人,到死都没能看到这套书正式出版。清史工程的第一批专家,已经有很多人相继离世,新一代史学工作者还在根据审阅意见做增删修订。
三千多万字的初稿里,哪怕一个用来定调的词语,都可能引发审稿会上旷日持久的争论。老一辈学者穷尽一辈子从库房整理出来的千万件档案就摆在那里,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历史,什么时候才能落下最后那一锤呢?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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