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恒：用数字人文打开史学新空间｜京华学记|京华学记|人文|历史学|地理学|清史|胡恒

胡恒，1984年生，河南省上蔡县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任历史学院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数字人文研究院副院长。主要从事历史地理学、清史、数字人文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出版《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等专著。

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治理中，皇帝的权力能通达基层社会吗？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这个问题曾提出过一个传统中国“双轨政治”的经典说法：自上而下的皇权，与自下而上的绅权，平行运作、相互作用，形成“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基层治理模式。关于皇权在基层延伸的具体情况，后世学人开启了所谓“皇权是否下县”的探讨。

在这些遍及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众多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历史学者胡恒2015年出版的《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简称《皇权不下县？》）是绕不开的作品。从本科开始，胡恒便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有着浓厚的兴趣，特别留意历史变迁中的空间要素。在这本脱胎于博士论文的著作中，胡恒用空间的视角关注清代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他发现，皇权在县以下区域与民众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显得复杂而丰富。

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清朝如何用极其有限的官僚资源，实现有效的治理？在胡恒看来，处理这个“有限政府”与“超大规模”之间矛盾的秘诀之一，可能就藏在县辖政区的种种政治实践中。重要的是，清朝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与现代中国的基层行政制度建设有着显著的连续性。理解清代县以下政区，同样也是理解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重要一环。

当下，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冲击下面临转型。对此，胡恒并不感到陌生，也抱持积极的态度。近些年，他也一直在坚持数字人文方面的探索，参与建设了包括数字清史智能体、清史地理信息系统和清代职官信息集成数据库（地方志）在内的一系列新的历史研究“基础设施”。

胡恒认为，历史学者需要回应时代的变化和需求，面向未来，扎实的史料功夫、理论储备，以及对新技术的掌握，都是历史研究的核心驱动力。

历史学研究方法不断出新，但基本能力从未改变

新京报：是否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经历？走上历史地理研究（尤其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这条道路，有什么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

胡恒：2002年我从河南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此后一直在这里学习、工作，历经本科、硕士、博士，又留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回顾整个学术经历，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有几件事。

第一是大三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历史地理学这门课，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它既和空间有关，又和时间有关，同时也有经世致用的巨大价值。从此我就开始跟着导师华林甫教授系统地从事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第二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06年我来到清史研究所读书，开始把更多的研究精力聚焦在清代。

第三个重要时间节点是2013年前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数字化开始逐步转型，我当时就意识到数字化的发展可能会对整个历史学科的方法论带来冲击。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数字人文相关的研究，并推动相关数据库和实验室的建设。

胡恒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新京报记者王远征摄

虽然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随时代不断产生新的变化，但仍有许多不变的法宝。做历史学的研究，总的来说最需要三种能力。首先是最传统的史料收集、考辨的能力。其次，是理论与方法运用能力。过去历史学相对社会科学而言对理论的重视略有不足，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倡导与社会科学结合的“新史学”运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是“新史学”运动的重要阵地，受这种氛围影响，我逐步尝试形成实证和理论兼具的研究风格，在写作博士论文的时候，尝试与社会科学的经典问题进行对话。第三点是熟练掌握数字工具，包括人工智能，这是未来研究所必需的。

如何重新理解“皇权不下县”？

新京报：2015年，你的《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出版。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国内有关县以下行政区划的研究其实还比较少，如今有了哪些进展？站在今天的语境，如何重新理解“皇权不下县”？

《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

作者：胡恒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5月

胡恒：2015年，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出版。应该说，“皇权不下县”看上去是一个历史学的议题，但在历史学之外的影响可能还要更大一些。

如今距这本书的出版已经过去11年，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与研究重心也有了一些转变。就我有限的观察来看，首先，关注县以下行政区划的著述越来越多，包括对基层行政组织的研究，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进步。其次，学界对清末、民国初年城镇乡自治这一关键转型期及其与近代以后的乡镇体制之间的联系有了更多研究。我现在在指导我的学生对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颁布之后对整个中国城乡体制的重构开展相关研究，意在把传统与现代之间打通。三是在对“皇权不下县”相关理论与方法层面的推进。我当时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更多是从行政建制的角度去讨论“皇权不下县”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比行政建制上的问题广得多。

这11年间，这本书引起了很多争鸣，很多学者写了相关书评提出了一些讨论意见，我在2022年发表了《“皇权不下县”再思考》一文有所回应和总结。

电视剧《天下粮仓》（2002）剧照。

新京报：你刚刚正好提到清末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初步确立城、镇、乡三级地方自治体系，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的地方治理带来了巨变。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变化？以及如何认识清代县辖政区与清末新政以后基层政权与辖区的关系？

胡恒：这个问题实质是传统中国如何变为一个现代中国的大问题。传统中国对基层社会的治理，形成了以国家为主导、社会协同为特征的治理模式，通过保甲制度与地方精英互动协作，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维系，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治理”格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提起传统中国，就会对乡绅的作用印象深刻。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国家开始系统性地将基层社会纳入统一治理框架，建立直接治理的行政体系，这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我们观察世界各国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进入现代，既有变革，又难以完全割舍传统，延续性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家。譬如从清朝开始，其实已经有意识地在县以下划分不同的行政区域，这些划分与民国以降的区乡体制关系密切。在某些省份，比如广东，一些县在清朝的时候被分为四个或者五个区，到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就发展成为八个和十个区域，相当于在清朝的原有基层区划上一分为二。传统的基层区域划分，以某种重组的方式延续下来。

清朝地方治理的经验与教训

新京报：你在《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中提出有关清代地方治理“有限政府”与“超大规模”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平衡问题。清朝的官僚规模通常被认为很少，但实际上许多“隐性官僚”被研究者忽视。如何理解这些地方的“隐性官僚”？

《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清代厅制再研究》

作者：胡恒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5月

胡恒：这几年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便是清朝的国家规模与治理问题。当然，这也不只是清朝的问题，我觉得规模也是我们理解历史中国、当代中国的一个核心概念。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审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会发现规模一直是观察文明发展和国家治理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

清朝疆域辽阔，人口急剧增长。但它在国家的组织形态上，大体上保留了传统的架构，特别是在正式行政官僚的设置上，数量有限，大概14000人，到了清末有所增长，也只有15000人。那么，清朝如何使用一个极其有限的官僚队伍，治理这么大规模的国家，而且保持了200多年相对平稳的运行？这里面就涉及众多重大议题。

举一个例子，如“非编”人员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形象说法。如果我们去看清朝一些知县留下的各种日记材料，会发现除了正式官僚，在县衙工作的“编外”的衙役数量非常庞大。一些重要的县如广东南海县，鼎盛时期能达到上千人，他们围绕县政府参与政务活动。这也是维持国家治理的重要行政资源。但如何去评估“隐形官僚”的真正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目前由于资料留存不足，区域差异很大，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字。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对清朝整个治理机制、治理方法的理解。

我们都知道，规模大的国家，客观上存在内部分离的倾向，始终都面临如何实现区域之间整合的问题。规模会带来内部的文化多元性、异质性的同步增强，若要形成一种强大的国家认同，离不开意识形态层面的建构，也离不开治理技术的发展。

清朝有一些新的做法，比如，通过官僚系统合理的空间流动与调配，保证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同时，尽可能让最能干的官员出现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保证在资源紧张的状况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治理。我们正在以地方志为基础建设清代职官信息集成数据库，加上学界已有的各类清代职官数据库，有望涵盖清初到清末所有官员的信息。在此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希望能为揭秘清代官僚系统运行的奥秘做出一些新的研究。

新京报：除了治理的智慧，清朝对于地方的治理存在哪些弊端和教训？

胡恒：清朝在处理“有限政府”与“超大规模”的紧张关系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但弊端同样很明显。以官僚制度来说，清代中期以后捐纳盛行对官僚良性运行及国家能力带来了消极影响，但这一问题比较复杂，不宜单纯归因于统治者的短视，而是与此时清朝面临的整体困境有关。

此外，就是制度设计本身所蕴含的困境，我之前在研究清朝知府选任过程时候，注意到，在知府（类似今天地级市这一级）的官员选任中，62%的知府人选来自中央机构的调任，只有36%左右是来自知县等基层官员的晋升，还有少量数据不足。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导致官员晋升制度对基层官员的激励严重不足，影响治理效能。此外，官缺设置、回避制度等，也各有其问题。

电视剧《康熙王朝》（2001）剧照。

新京报：你在《边缘地带的行政治理》中讨论了“厅”这种清代特殊行政区划形式的发展、演变、功能。本质上，“厅”是基层政治中的“边缘地带”“交界地带”。历史上，和“厅”类似作用的行政建制有哪些？它们在整合地方政治上，起到什么特别的作用？

胡恒：刚提到，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内部区域差异很大，不同区域所能适应的管理体制是不同的。比如，大体而言，像农耕为主的区域，传统的郡县制度比较发达，游牧、渔猎地区则有不同的行政建制类型。所以，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种适配不同地方行政体制的区域之间，过渡地带或缝隙地带如何去治理？清朝的厅，大部分都处在这些边缘地带上。这不是清朝的专利，前代也有类似的设置，比如秦汉时期的“道”等。

这些特殊行政区划的意义在于，政令统一是维持大一统的必要手段，但中国疆域又很广大，地方总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保持灵活性，也就是文献上常讲的“因地制宜”。这在地方管理体制上，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类似厅这样的建制上。清朝的厅大多设置在边缘地区，比如山西和蒙古交界地区，甘肃和青海交界地区等，适用多族群杂处的区域。当然，也有一些厅设置在内地富庶区域，比如苏州府的太湖厅，当然也是内地的边缘。研究厅制，最终是要认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厅是清代创造并逐渐推广的一套新的行政制度，其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由明代同知、通判的分防而有厅之雏形，由分防同知、通判具有专管之地而具厅之实质，由援例添设而形成厅之制度。就全国来看，清代在卫所消失、改土归流和边疆拓展的时代背景下，采用了厅这一政区形式作为管理新疆土的选择之一，并对其加以制度革新，最终在乾隆初年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操作规范，‘府厅州县’一词开始习惯性连用，在乾隆三十年前后得到普遍认同，并最终在嘉庆朝的《大清会典》中被首次写入。” ——胡恒：《从理事到抚民：清代归绥地区厅制变迁新探》，《清史研究》2022年第2期。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数字人文视野下的清代地方官员群体研究”。

未来优秀的史学作品，是人文与技术之间的平衡

新京报：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人文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热点。可否谈谈数字技术对你研究领域的影响及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

胡恒：总体上，我对数字方法进入历史学研究持乐观态度。它其实从根本上解决了过去历史学方法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缺失——数据分析与量化统计。数据的相对客观性，有助于在历史学传统的定性分析基础上，引入定量研究方法，能够为历史结论提供更坚实的科学依据。足够量级且统一性的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对更长历史时段的观察及国际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过去一段时间，随着新文化史等学术思潮的影响，关注中观、微观历史的研究渐多。与之相对，对宏观历史，反而缺少关注。在这方面，量化历史——特别是大规模历史量化数据库的建设能够提供新的支持。

以我们当前的清代官僚政治史为例。早些年不管是传统史学编纂时期，还是现代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影响下，历史学家比较着眼于把握清代政治的整体进程。从上世纪80年代特别是世纪之交以后，随着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的流行，对历史规律的探究、对宏观历史结构的观察已不再流行，个体受到更多重视。

阅读中的胡恒。新京报记者王远征摄

我们搭建了清代职官信息集成数据库后，发现借助大数据，对长时段历史的结构性问题有了更好把握的可能性。清朝各个层级官员的来源如何？是满人还是汉人？是进士还是举人？从什么样的职位晋升到了什么样的职位？这些数据不再像过去只是抽样数据，而是几乎全样本数据。虽然个体的命运起伏，各有不同，但基于长时段的结构却非常清晰且可把握。

去年以来，我们在跟工程师一起推动清史地理信息系统和清史智能体的开发，希望能在未来实现历史场景的模拟，让历史在空间维度上变得可感。政治史不是特别关注空间因素。我因为从研究历史地理起步，特别关注空间。把空间因素代入进来，就破除了我们均质化理解中国政治的迷思。在中国，哪怕是临近两个县，各方面情况都有很大不同，不能等同处理，这就显现出空间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的强大能力了。

当然，在利用新的技术方法时，也需要抱有足够的警惕，始终秉持人文主义精神，在历史中看到“人”，不能让多样化的人，在史料中被简单化为一个数据符号。未来优秀的史学作品，一定是人文与技术之间的一种平衡。

——同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超越时间的限制，你最想和哪位前人（不限于学术界）一起共事，或是一起完成一个学术项目？

电视剧《司马迁》（1997）剧照。

胡恒：其实我有三个人选。第一位是司马迁。古史领域留下的疑团太多。司马迁的《史记》留下了很多疑团，被删削的异文异史很多，很想听听司马迁的意见。

第二位是曹雪芹。读大学的时候对《红楼梦》很感兴趣，尤其是对《红楼梦》的各种版本、对后四十回的下落这些问题着迷了一段时间，各种说法层出不穷。希望有机会发掘这些秘密。

第三位是一位叫杜环的小人物，当时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在边境的怛逻斯城打了一场大仗，杜环被阿拉伯帝国俘获了。他就到整个中亚游历了一圈，写下一本叫《经行记》的书，但这本书后来散佚了，只有少量文字保存在他的叔父杜佑写的《通典》中。我个人对中国古代和域外的交往非常感兴趣，很想知道古代闯荡世界的中国人经历了什么。恰好这些故事在古代不为人所看重，大部分没有被系统记录、留存下来，存在很多疑团。如果有机会，我很希望能和他们交流。

新京报：北京这座城市和你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关系？

胡恒：我从河南农村考到北京。如今，在北京读书、工作20多年，说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也不为过。这座城市不论是对我的个人成长还是学术研究，都提供了深厚的养料。

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问题，需要具身体验，北京就是一个最佳的大型田野点。学术研究需要共同体的生态滋养，北京无可取代。

——胡恒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