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长庚
文明的赓续，既藏于古城遗址、笔墨丹青之中，也凝于钢铁器械、典籍手稿之内。科技遗产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实物见证，记录着技术迭代的轨迹，留存着社会发展的脉络。新书《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是一本对我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进行梳理和介绍的著作。该书解析中国近代在农业、水利、交通、建筑、机械、军事技术、医药技术等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科技遗产，从而挖掘其中蕴含的科技价值、历史人文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对科技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的思考。
《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
段海龙 等 著
知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
不一样的文明物证
历经数千年农耕文明沉淀，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生产生活格局，工业文明席卷全球，彻底改写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三百余年以来，人造工业器物不断迭代更新，种类更加多元、工艺日趋复杂。从冰冷锈蚀的工业机床、被时代淘汰的巨型计算机，到屹立山河间的水利大坝；从启蒙科技的典籍著作，到科学家亲笔书写的手稿蓝图……每一件科技遗存，都见证着人类改造自然、突破局限的实践历程。
近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扎根本土，主动吸纳西方先进技术，走出了一条从模仿借鉴到自主创新，从被动跟跑到自立自强的进阶之路。一代代科研先辈、工程匠人躬身求索，在坎坷中突破技术壁垒，在变局中夯实发展根基，铸就了如今蓬勃发展的科技格局。而留存下来的近现代科技遗产，承载着科学家的钻研坚守、工程师的匠心耕耘，浓缩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奋斗历程，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具象。
谈及科技遗产，公众常常将其与古建筑、艺术文物等传统文化遗产混为一谈。事实上，二者有着本质区别。《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指出，一方面，科学原理、通用技术具备普适性，能够跨越地域限制传播推广；另一方面，每一项重大科技突破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根植于特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体系之中。
相较于文字记载的史书典籍，科技遗产拥有独一无二的实物记忆价值。作为不可复刻的“硬记忆”，器物本身的材质、构造、工艺痕迹甚至使用磨损印记，都直观留存着技术研发、实操应用的全过程，既记录了成功的探索经验，也留存了试错过程中的曲折弯路。以解放牌汽车为例，这一经典工业产物不仅直观展现了机械制造工艺，更完整映射出当时国内冶金技术、工匠水平、产业组织模式的综合工业实力。这种实物记忆与文献记载的文字记忆互为补充，为后世研究技术演进、社会变迁搭建起更为立体、完整的认知框架。
《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采用案例剖析的编写模式，聚焦具有代表性的31项科技遗存。在内容编排上，编者按照遗存形态划分为五大类别，每一则案例开篇简述遗产历史沿革、现存状态与核心价值；正文分为五大板块，“科技之实践”梳理遗产诞生背景与发展历程，“实践之创新”剖析特定时代下的技术突破，“创新之光辉”阐释遗产产生的社会影响，“遗产之价值”研判文化、历史、科技多重维度价值，“价值之传承”梳理遗存保护现状、名录收录情况及社会关注度，从而搭建起系统化的科技遗产认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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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艰难突围路
在《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来时之路。
成书于晚清的《重学》，是近代西方经典力学系统性传入中国的开山之作。该书原版为英国学者胡威立为剑桥大学编撰的力学教材《初等力学教程》，由传教士艾约瑟与中国学者李善兰联手翻译。1859年，《重学》首次刻印发行，受战乱影响，初版存世量极少，如今已很稀缺。目前流传较广、研究价值较高的版本，为1866年金陵书局20卷木刻本，以及1867年美华书馆17卷活字本。这两种版本不仅成为后世翻印传播的底本，更为晚清力学体系搭建奠定基础，是研究近代西方力学本土化传播、晚清科技译著发展的珍贵文本，兼具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在近代思想启蒙进程中，《天演论》手稿同样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该手稿由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编撰，以赫胥黎著作译本为基础，融合达尔文进化论、斯宾塞社会学思想，重构适配中国国情的思想体系，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打破传统天人观念桎梏。1897年，手稿部分内容首次刊发于天津《国闻汇编》，一经问世便掀起思想浪潮，为近代国人打开认知新世界的窗口，成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标志。如今，这份手稿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相比于图书文献类文物，众多近代基建工程遗存，能更加直观彰显出中国工业技术的艰难起步与稳步成长。坐落于济南的泺口黄河铁路大桥，是北方近代桥梁工程的典范之作。这座大桥始建于1908年，1912年正式竣工，为津浦铁路跨黄河关键枢纽，主流三孔中孔跨度达164.7米，创下近代国内铁路桥梁跨度纪录。大桥由德国孟阿恩桥梁公司承建，詹天佑亲自审定施工图纸，凝聚中外工程技术智慧。百年风雨间，这座大桥历经四次战争而损毁。1928年首次修复，一代代匠人修缮守护，让这座桥梁沿用至今。凭借极高的工程价值与历史意义，该桥先后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被誉为“中国百年铁路桥梁史的活化石”。
与泺口大桥中外合建模式不同，钱塘江大桥彰显了中国本土工程师的硬核实力。这座双层桁架梁桥坐落于杭州，由茅以升主持设计建造，是中国首座自主设计、自主施工的双层公铁两用桥梁。1934年动工，1937年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不久，为抵御日军入侵，阻断敌军交通，被迫主动炸毁，1948年完成修复重建。钱塘江大桥不仅打通钱塘江南北交通脉络，更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工程建造水平，是中国桥梁技术崛起的里程碑，见证了民族工业在乱世中的坚守与抗争，2006年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重工业筑牢国家发展根基，轻工业则映照民生烟火气息。缝纫机曾是无数中国家庭的标配，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轻工业产物，它见证了中国民用机械工业从无到有的突破。1919年，沈玉山联合高品章、张明生等人，在上海创办协昌铁车铺，拉开中国缝纫机工业发展序幕。1926年，该厂成功研制出国产首台草帽缝纫机，填补本土技术空白。企业发展历程中，先后使用红狮牌、无敌牌商标，1966年正式更名蝴蝶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蝴蝶牌缝纫机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婚嫁必备生活用品，是几代国人的生活记忆，更是中国轻工业迭代升级的生动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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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特殊记忆
在崇尚技术创新、追求迭代升级的当代语境中，科技遗产面临着许多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尖端科技事业从零起步，在艰难困境中攻坚克难，计算机技术便是典型代表。国内计算机产业初期依托前苏联技术帮扶，103型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应运而生。这款计算机由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联合北京有线电厂，参照苏联M－3计算机仿制而成，是中国第一台通用电子管计算机，标志着我国成功搭建起计算机产业基础框架。受技术迭代影响，它很快被第二代晶体管计算机替代，留存整机数量稀少。
鲜为人知的是，其中一台现珍藏于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1965年，复旦大学购入用于科研教学。1973年，曲阜师范大学接收该设备，专门搭建机房妥善保管。整机零部件完整、线路清晰，调试后仍可正常运行，在数十年间承担教学实训任务，直观助力学生理解计算机构造原理。2018年，该设备作为教育文物公开展出。2020年，这台古董计算机入选第四批一类“CCF中国计算机历史记忆”珍贵物件，成为我国早期计算机事业的实物见证。然而，这样的“大块头”还没有引起公众足够的关注。
《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直言，相较于自带古韵、观赏性极强的古建筑、古玩字画，老旧科技器物往往锈迹斑驳、造型生硬，缺乏传统审美特质，难以引发大众情感共鸣。同时，多数科技遗产因技术落后丧失实用功能，部分大型工业设备占地面积大、存在污染残留，常被视作发展负担，极易被草率淘汰、废弃拆解。片面将老旧技术等同于落后产能，却忽略了这些遗存是现代科技迭代升级的根基，是不可复刻的文明财富。
作者建议，应跳出单纯的文物保护、怀旧感慨层面，搭建多元化价值评估体系，从历史、科技、社会、经济、审美等多个维度，重新界定科技遗产的时代价值。保护一台老旧计算机，留存的不仅是机械设备，更是人类探索智能科技的集体记忆；守护一台东方红拖拉机，留存的不仅是农耕器械，更是近代农业机械化的奋斗印记，是劳动人民攻坚克难的精神写照。
《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指出，科技遗产的价值，不在于器物本身的材质与形态，而在于其承载的时代内涵。每一处遗存都是定格的历史节点，记录着特定时代人与自然、技术、社会的相处模式。透过这些器物，世人能够清晰看见科技理想与工程实操的差距，国家意志与个体创造的交融，通用技术与本土文化的适配。
从晚清洋务运动的工业遗存，到抗战时期西迁的生产设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仿苏重工业基地，到改革开放后的引进生产线；从“两弹一星”工程遗迹，到早期互联网节点设施……众多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完整勾勒出古老文明在时代变局中求索、革新、蜕变的成长轨迹。这些遗存不仅是技术物证，更是镌刻民族坚韧、自强、求索精神的文化岩层。
应当说，该书只是近现代科技遗产研究的初步探索，更多隐秘在老街厂区、档案馆中、老工程师记忆里的科技遗存，仍有待后人挖掘考证。当下研发的数字算法、生物设施、航天设备，终有一天也会成为后世研究今日科技文明的珍贵遗存。
正视近现代科技遗产价值，方能总结历史经验，汲取成长力量，为未来科技发展、文明赓续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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