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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前,在银行所属范围之外的那段时期,侨汇局的信任系统是如何运转的?

文|顾柠

在潮汕方言里,“批”是书信,也是命令。侨批,是海外华侨家书与汇款合而为一的特殊信物,是近代粤闽侨乡绵延百年的历史印记,更是跨越山海、维系血脉的民间金融生命线。

2026年五一档,一部成本仅1400万、全素人出演、95%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排片1.6%逆袭至票房破5亿,豆瓣9.1分。

影片中有一个场景,被观众反复提及:谢南枝代亡友郑木生寄侨批18年,维持一个善意的谎言。这一天,她走进银信局,想发一封讣告。镜头扫过局里排队的人——有人攥着钱要赎回被卖掉的女儿,有人身无分文却收到母亲病重的消息。周围互不相识的同胞纷纷解囊,替他凑够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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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枝站在人群里,默默流泪。她把讣告收进口袋,转身离开。选择深埋亡友过世的消息,继续与远在潮汕的叶淑柔保持书信联系。直至银信局正式关闭的那一天。

剧情之所以催泪,是因为那个年代,无数华侨与故土亲人之间的经济供养与情感维系,全系于这一封“银信合封”的薄纸之上。银信局、侨批的存在不仅只有汇款的功能,它们以一种近乎原始的信用网络,用一封封写着「平安批」的家书,联通着身处异地亲人之间的所有牵挂。

近百年前,在银行所属范围之外的那段时期,这套信任系统是如何运转的?

一

天一信局1880年创办于厦门,比中国通商银行早17年,比大清邮政早16年。鼎盛期年侨汇额近千万银元,占闽南侨汇总额近三分之二。

但天一不是最早的。最早的侨批局是1856年汕头德利信局,1871年福建晋江出现了郑顺荣批馆。它们做的生意,在当时没有名字——寄信顺便寄钱,后来被称作「银信合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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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信局彼时寄出的侨批

侨批的本质,是一套信用体系。

汇款人把钱交给批局,批局开一张批条,批条跟着家书漂洋过海。收款人凭批条取钱,不认人、不认签名,认的是批局的信誉。

批局为此发展出一整套防伪制度:专用信笺、暗记印章、编码核对,部分批局还实行“联保制”,即一个人做保,一群人连带。魏启峰批局更进一步,发行了“启峰银单”——一种可在汕头、揭阳、普宁等地流通的民间货币。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近代银行,1897年才出现,而在此之前,魏启峰的银单已经是当地通行的信用凭证。

为什么这套机制能运转?

因为批局的伙计本身就是乡土社会的一员。他们大多来自闽粤农村,在东南亚积攒了些本钱,回乡开批局。他们认识汇款人,也认识收款人,中间隔着的只是一片海。那些下南洋的父亲、丈夫、儿子,和留在家乡的母亲、妻子、儿女,隔着海洋和战火,唯一能信任的,只有这张批条,和这家批局。

这是金融最原初的样子:信用即抵押,口碑即评级,人情即利息。

二

1928年,中国银行成为特许国际汇兑银行,随即大举进入侨汇市场。

结果如何?1939年,中行驻粤分行全年经手侨汇仅65万元。战时网点收缩,而批局靠民间网络仍在运转,同期侨批局(也就是银信局)经手的侨汇数以亿计。差距不是量级,而是数量单位。

银行为什么打不过批局?根源在于当时银行服务与华侨实际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

华侨汇款金额零散,从几元到几千元不等,批局来者不拒。而且,批信格式有讲究,要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还有电影里那句感动上亿观众的“吾妻淑柔”……这些内容真让银行来写,想来也是行不通的。而且批局伙计会替文盲华侨口述代笔,顺带捎口信、带货。整个系统既零散、复杂,又富有人情味。

信用不到位是根本。批局扎根乡村几十年,靠的是口碑和人脉。华侨汇款时,批局伙计可能跟他同乡同姓,知道他家里的情况;收款人取钱时,批局伙计可能跟她同村,认识她的公公婆婆。这种人情网络,是银行的机构设置永远无法复制的。

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的报告里有一句话:“银行殊不易取代其地位。”这句话写于1930年代,写得很克制,但意思很清楚:你们体制再大、资本再厚,也打不赢这帮开小店的。

三

打不过就学。

1951年,广州、汕头、海南三地中国银行分别改用「广丰隆」「汕丰隆」「琼丰隆」的商号名义对外联系。这不是改个名字这么简单,而是用批局的逻辑做生意:商号比银行好认,老百姓叫了几十年,顺口;

近期,中国银行向福清侨乡博物馆捐赠了一批珍贵的侨批资料,收款人处反复出现同一个名字——“林华融”。这并非具体某个人的姓名,而是中国银行福清分行专用的侨汇代号:“林”是福清大姓,“华”取自中华,“融”是福清简称。凡寄“林华融”,钱款必达故乡。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里写道:“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以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远近,路无论通塞,皆乐予收汇,而汇水又甚低廉。”

这不是溢美之词。1937年至1945年,侨汇占中国外汇收入50%以上,是抗战的重要资金来源。1939年1月,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致函,感谢中国银行代转侨汇支持抗战。

批局的逻辑被银行学会了:接地气、有口碑、能下沉。银行由此切入侨汇市场。

接下来是“收编”。1950年,中国银行被指定为侨批业领导机构,批局所收侨汇全部结缴银行,银行支付7.5‰手续费。社会主义改造后,批局名义上仍是私营,实际上已是银行附属网点。1972年,国务院取消私营侨批业。1976年起陆续归并,1979年全部归入中国银行。魏启峰批局1979年归并时,其香港分号“榕记批局”坚持经营至1987年——这是侨批业最后的余晖。

从1856年到1987年,侨批走完了它的历史。

回看侨批业的百年数据,才能掂出它的分量。1949年至1978年,全国侨汇总额约30亿元人民币。1921年后潮汕年均侨汇1亿银元,1931年后达2亿银元,潮汕40%至50%的家庭靠侨批过活。

四

回到开篇那个电影场景。

谢南枝站在银信局里,看到排队寄侨批的同胞互不相识却解囊相助。百年前侨批解决的问题,跨境汇款慢、贵、不通……今天,我们讨论数字货币、讨论跨境支付、讨论去中心化金融,核心议题和百年前潮汕乡村与东南亚之间的问题如出一辙:如何让两个互不信任的主体,在没有中心化机构背书的情况下,完成价值转移?

答案,百年前就在侨批里了。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取景于汕头小公园开埠区,那里曾是裕丰银信局的所在地。导演蓝鸿春走访东南亚300多个华侨家庭,发现90%的情节有真实原型——也就是说,这些关于信任、关于坚守、关于“批到钱到”的故事,不是编剧的虚构,而是几代华侨的真实经历。

他们用一百年的时间证明:信用比抵押更古老,也更持久。

今天的银行业,手机银行、跨境汇款、数字人民币,技术的迭代让业务办理从百年前的数月缩短到数秒。但仔细想想,银行业每一次服务下沉、每一次走进乡村、每一次用更接地气的方式触达普通人,与彼时银信局的存在内涵一致。“款无论多寡”的包容,“路无论通塞”的坚守,从来就是金融最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