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的一天，她忽然十分兴奋地对我说起一件事。
她说她去了海子的坟前。她和几个朋友一起，围着那座坟，念海子写的诗。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光我不太会形容，大约是一个人在做自己认为极其重要的事情时才会有的光。她反复描述当时的场景，说风很大，说坟前的草已经枯了，说念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有人哭了。
我只是听着，没有接话。
她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我的分类里，所谓的文字爱好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种：文学纯读者和文学写作者。她毫无疑问是前者。她读小说，读文学杂志，办省图书馆的借书证，一本一本地借回来看。看到好的地方会流泪。但她从不尝试写任何东西，一个字也不写。她满足于做一个读者，一个纯粹的、不事生产的阅读者。
而在她眼里，我估计连文学爱好者的资格也够不上。
这不能怪她。我那时在单位里干的事，说起来跟文学实在沾不上边。我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写作——写领导的表扬稿。领导好，领导最好，领导决策英明，领导关怀备至。这类稿子写久了，人会变得很油，知道什么词放在什么地方最稳妥，什么话怎么说最安全。写得好的标准不是文章有没有灵魂，而是领导满不满意。领导一满意，你的日子就舒服；领导不满意，你的日子就难过。
最要紧的是搞清楚谁在位。写在位的领导，一切都好。如果不在位了，你的末日也就来了。这事我体会太深了。新领导来了，我没及时跟进，或者说，我的脑子和笔头都没来得及转过弯来。结果很干脆，那个岗位没了。我从那个舒服的位置上掉了下来，像一只来不及换毛的鸟，被季节甩在了后面。
可我其实是爱好文学的。
这个话说出来有些难为情。因为在她眼里，我连文学爱好者的边都沾不上，而我自己又确实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反驳。我写的东西都在单位档案里躺着呢，标题都是整齐划一的表扬体，连我自己都不愿意回头再看一眼。如果文学是一间屋子，我大概一直站在门外，隔着玻璃往里张望，门把手都没碰过。
正因为她知道我是写那些东西的人，我也知道她认为我不爱好文学，所以我和她从来不交流文学。
一丁点儿也不交流。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两个都承认自己跟文学有些关系的人，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对这件事闭口不谈。我们聊天气，聊饭菜，聊谁的自行车胎又瘪了，聊街口新开的那家包子铺。就是不聊小说，不聊诗，不聊任何一个作家的名字。好像那是一个禁区，被我们心照不宣地划了出来，谁跨进去谁就输了。
我不想在她面前证明什么。证明我是爱文学的，证明我和她一样能感受那些句子里的好，证明我内心深处也有一块柔软的地方会被文字打动——这些事情想一想都觉得累。而且，以我当时的处境，一个靠写表扬稿吃饭的人，忽然说自己也爱好文学，听起来多少有些滑稽，像一个屠夫忽然说自己吃素。
所以她去海子坟前念诗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说。
我只是听着。听她说那个有风的日子，说她围着坟头念出的那些诗句，说她眼角的泪水。我安静地听，像一个没有资格对这种事情发表评论的人那样安静。
有时候我会想，那座坟头的诗，那些被念出来的句子，和我这些年写过的那些表扬稿，它们之间到底隔着什么。隔着一个人吗，还是隔着一整个人生。
而那个女人，那个在坟头念诗的女人，她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那个被认为不配谈文学的人，在深夜翻开过多少她提过的那些文学名著。
（李苏章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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