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将“后真相”列为年度词汇，意指我们将迎来一个对真相毫不在意的时代。这可能也是近年来知名度最高的年度词汇之一。不过，十年过去，尽管这个词已然融入日常，但人们其实始终没有如词语描述的一样堕入对真实的虚无主义态度，相反，人们开始空前地迷恋真实。
这并不难理解。如今，人们刷到的短视频可能是换脸过的，读到的小说可能出自ChatGPT，更不用提充斥在社交媒体上的种种“人设”。人们渴望见到的是事实，打交道的是一个活人，渴望从技术构筑的种种幻象中挣扎出来透口气。其中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如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一书中，英国记者埃米莉·布特尔指出的：“以原始和亲切为卖点的书籍，正在占据主导地位”。同样，在中国图书市场上，非虚构类自述作品、回忆录也成为近年来热度很高的品类，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跑外卖》，以及前段时间深陷抄袭争议的作家杨本芬创作的系列作品等。
与“真诚”相伴随的
回忆录与自传写作
“如果如今的读者无需费力搜寻，便能在社交媒体上读到大量的‘自白式写作’，是否预示着自传体写作即将终结？”这篇由作家布莱克·莫里森（Black Morrison）为自己的新书所写的导读文章的开篇如此写道。
莫里森指出，如今大量的回忆录作品中充满了个人细节，就像是要和社交媒体上那些每天都在出现的私人自白分庭抗礼一样。其中的很多细节的袒露程度令人不适，比如JR·阿克利的回忆录《我的小狗郁金香》（My Dog Tulip）和《我的父亲和我》（My Father and Myself）用极其坦率的笔调讲述了他对宠物产生的爱欲。
《我的小狗郁金香》中英版封面。
在一个被广泛评价为“自恋时代”的时期，回忆录的过度袒露无疑体现了一种极致的真诚追求。“当读者觉得回忆录不可信时，这一体裁便会遭受根本性的重创”，在新近出版的《论回忆录》（On Memoir）一书中，莫里森写道。2025年，《观察家报》发表的一篇报道揭露了畅销书《盐径》（The Salt Path）的造假问题。《盐径》讲述了作者雷纳·温（Raynor Winn）和患病的丈夫在经历无家可归后，通过沿着英格兰海岸线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重建人生的励志故事。报道指出，其中最为核心的事实“无家可归”都存在疑点。一时间，读者们的质疑如潮水般涌来。
与之类似，今年年初，“鉴抄”博主“抒情的森林”指出，曾出版《秋园》《豆子芝麻茶》等非虚构作品的作家杨本芬涉嫌抄袭，如《豆子芝麻茶》中的多处段落与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类似。杨本芬随后公开道歉。在许多评论的网友看来，作为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不真诚”是底线性质的问题。在越来越多非专业的“素人”作家纷纷拿起笔书写自身经历的当下，读者们或许并没有特别看重这些作品的文笔，唯独“真诚”不可以让步。
自我叙述的真诚，与回忆录这一体裁的起源密切相关。通常认为，公元371年圣·奥古斯丁写下的《忏悔录》是标志性的回忆录文本。奥古斯丁对自我的反思，对脆弱的袒露，对基督教文化中的救赎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韦氏词典》的定义，回忆录是“基于个人经历撰写的叙事作品”。它也是“对值得记录的事件所作的记述”。“值得写”，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写作类似作品时的一个心理障碍——若我不是圣·奥古斯丁，一介平凡人的琐碎日常真的有人愿意看，或者说，有公共性吗？
传记电影《阿涅斯的海滩》（2008）剧照。
蒙田曾经给出过回答，他认为“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就足以代表人类的全部经历”。随着20世纪精神分析的兴起，通过个体叙述挖掘潜意识的普遍结构成为流行。蒙田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也持续推动回忆录、自传体文学的发展。根据本·雅格达（Ben Yagoda）在《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中的统计，1990年至2010年是回忆录体裁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尼尔森图书扫描（Nielsen BookScan）追踪了美国约70%的图书销售情况后发现，在2004年至2008年间，“个人回忆录”“童年回忆录”以及“亲属回忆录”这几个类别的总销量增长率超过了400%。
《伪装的艺术：回忆录小史》
作者：[美] 本·雅格达
译者：王喆 殷圆圆
版本：未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年4月
不真诚不行，
太真诚也不行？
然而，莫里森前述指出的现象也表明：我们可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喜欢真诚——尤其是当它和我们固有的更多观念定式相冲突的时候。俄罗斯作家李·考夫曼（Lee Kofman）在谈及自己的回忆录写作时提到：“相比之下，当我坦诚地描写自己的情感痛苦时，通常会更能赢得读者的同情，并赋予我的作品更深层次的意义”。莫里森也在《论回忆录》中写道，从疾病中康复、从挫折中站起来，这些都是回忆录非常重要的主题，但对于描写回忆录来说，“读者们总会觉得疾病本身比治愈过程更引人入胜。”
卢梭曾在《忏悔录》中表达过一层重要的意思：真诚不仅意味着对自己真诚，还需要让这种真诚被他人感知到。如果说，真诚意味着一种作者内心与外在行动的一致性，那么并不是每一种真诚都能获得同等的欢迎和接纳。比如，人们似乎并不那么渴望从普通人的自我书写里读到一种“人定胜天”的坚定，或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淡然，并倾向于认为这些并非真诚的表达。不过，一旦角色调换成所谓的“名人”，或是被媒体神话的“企业英雄”，那么他们经历的一切离奇之事似乎都变得合理起来。
电影《书店》（2017）剧照。
刚刚凭借《万物自然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获得2026年普利策奖的华裔作家李翊云的遭遇，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万物自然生长》写于李翊云的小儿子詹姆斯2024年自杀之后。而在此前的2017年，李翊云失去了大儿子。她在这本回忆录中真诚记述了与两个孩子曾经的对话，普利策奖评委会评价其“以冷峻克制、倔强不驯的笔调，聚焦于事实、语言与生命的顽强”。然而，李翊云这种克制的真诚，在中国舆论场却被指责为一种置身事外的冷漠。
另一位知名的非虚构写作者琼·狄迪恩在《奇想之年》中也谈到过一段经历。在丈夫突然离世后，当她在医院问医生：“他死了，对吗？”时，她听到别人形容她特别“冷静沉着”。她心想：一个不冷静的人会怎么做呢？崩溃？需要镇静剂？尖叫？莫里森评价，或许此时，尽可能坦诚地讲述这个故事，是她唯一能接受丈夫去世的方式。
书写堪称最伟大二次世界大战个人回忆的普利莫·莱维同样因坦诚遭遇过质疑。莱维书写自己被囚禁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中的经历堪称事无巨细，比如，鞋子，他写，“死亡始于鞋子，如果鞋子不合脚，你每天穿着它们艰难跋涉乃至劳动，你的脚肯定会溃烂，一旦溃烂感染，你被送进医务室，你的生存几率就很渺茫——因为众所周知，他们是党卫军”。一些读者批评他过于沉湎细节，同时，没有在讲述大量的细节后给出一个总体像“英雄归来”一般的积极古史。然而，或许只有经历集中营式的集体恐怖的人，才会对每一个细节有如此深刻的感知。
劳拉·奈特（1877-1970）关于二战的绘画作品《马犁与土地女孩》。
回忆录是特殊的，它的写作同时具有高度的私人性和公共性，坦诚地讲述自己面对悲剧时的克制，忠实地记录那些最细微的恐怖，这些或许都是对自己的交代，但未必是公众期待的那个“交代”。或许不得不承认的是，人们并没有那么爱真诚，而只是爱特定的真诚脚本。
社交媒体：
真诚即反讽？
这个问题并不只影响到回忆录的读者，在一个人人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年代，我们其实每天都在面对“真诚”的问题：发帖的时候我们如何讲述自己？我们如何筛选心目中觉得充满“活人感”的博主。这时候，人们偏爱的那些特定的真诚脚本同样发挥着作用。
《我们为何迷恋真实》
作者：[英] 埃米莉·布特尔
译者：马雅
版本：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10月
即使是对应对媒介经验相当熟悉的明星来说，面对这种脚本也常常犯难。布特尔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里就指出，进入社交媒体时代，明星跟随潮流，都希望自己能够在粉丝心目中是“接地气”的。但是“接地气”并不天然等于“真诚”。“在现实生活的用法中，接地气常常趋向一种极端自我的毁灭式人格”。因轻微抑郁整日瘫在床上很“接地气”，为了无用之物孤注一掷很“接地气”，在减肥时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而吃了垃圾食品，也很“接地气”。相反，坚持自律健身，坚定地步入婚姻，反而显得没那么“接地气”。布特尔打趣道，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上，“接地气”约等于“把生活过得一团糟”。
电影《顽主》（1988）剧照。
这背后同样是人们对某种更受欢迎的“真诚”脚本的预设：一个真诚的人，会不去掩藏那些看起来被公认为缺点或者尴尬的事情。这种袒露——或者说“出丑”——本质上传递了一种明星的“可共情性”，让粉丝觉得与自己的偶像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明星在社交媒体上显得更受欢迎。这类脚本很快也被社交媒体识别为“涨粉”最重要的动力。以至于，2015年，拥有50万粉丝的Ins网红埃塞娜·奥尼尔（Essena Oneill）删除了自己过去所有发过的光鲜亮丽的帖子，并彻底更换了保留下来的照片中的配文，让自己显得“更有缺陷”。
不止明星，在如今的社交媒体上，受到欢迎的“真诚”有很多种，但其共性，便是能让人感受到被共情和被理解——人们喜爱真诚，前提是不被这种真诚冒犯。史蒂芬尼·贝克和克里斯·罗杰克在《生活方式导师》中分析了社交媒体上的知识博主。不论是数码产品、运动健身等日常生活知识，还是专业的学科知识，知识博主和权威专家最大的区别，即是他们对“处于系统之外”的自我标榜，以此凸显他们的知识别具一格，有别于刻板的专家们——一个爱情博主往往会用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用真诚唤起受众的共鸣。在受众眼中，他们可能比一个研究爱情社会学的专家更权威——尽管，很难说他们提供的究竟是知识，还是纯粹的共情。
《生活方式导师》
作者：[英] 史蒂芬妮·A. 贝克 [英] 克里斯·罗杰克
译者：胡菡文
版本：拜德雅｜上海三联书店 2026年4月
在公众对特定真诚表现出的热忱之下，真诚也终于成为拥有模板的流量生意，最终，这还是会威胁到真诚自身，我们会越来越难在社交媒体上去分辨一个人是否真诚，抑或他是否正在表演着真诚。布特尔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可能：未来，唯一能被感受到的真诚只能是以“反讽”的形式存在的。比如，在表达前，提前预判对方可能质疑自己的真诚，于是提前“叠甲”，发照片时配文“发张无耻的自拍”，或者发一句发自肺腑的真话时在末尾加上一个“（x）”。这时候，如布特尔所说，我们的自我实际上分裂成两个，一个“我”在真诚地表达，另一个“我”则在“监控”这种真诚，以便它不至于在公共空间中遭遇反感。
传记电影《阿涅斯的海滩》（2008）剧照。
在《回忆录的艺术》一书中，玛丽·卡尔谈到了相似的道理。卡尔认为，回忆录，或者说自我叙述，其价值本质上并不是完整地还原个人经历的事实，而是个人讲述自身如何体验以及反思事实。任何一本优秀的回忆录作者，在写作时同样分裂出两个自我，相互审视，甚至呈现出拉扯。作者有时对自己笔下的记录感到犹疑，甚至充满耻感，并忠实地记录这种耻感——就像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归故里》《社会作为判决》中写作的那样。可以说，这里的真诚，是表达对自己是否真诚的不确定。卡尔也因此十分坚信，回忆录这类自我叙述，始终不会失去重要性。因为在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年代，回忆录是唯一有勇气直面坚固事实的文体。这个事实，便是我们每个人真诚的暧昧性。
作者/刘亚光
编辑/西西 张婷
校对/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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