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办理了一个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判决结果不理想。二审维持原判后，当事人梁某给我写信，问了我一个让我语塞的问题。他说：

“若是法律有灵性，请它告诉我：如何做一个好人，好人的定义又是什么？”

我很感慨，有很多想说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不知如何用简洁的语言向他解释这个问题。不是不懂，而是我不忍告诉他残酷的真相。

一、法律是规则，不是好人坏人的定义

我不忍心告诉他，我理解的法律并不定义好人和坏人，法律只是一个规则，不是好人和坏人的定义。

遵守法律的人不一定是好人，违反法律的人也不一定是坏人，人的好坏评价与有没有罪的法律评价，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体系。

好人和坏人的定义，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即便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在他家属、朋友眼中，可能是好人——合格的丈夫、贤惠的妻子、孝顺的儿子、慈爱的父亲、伟大的母亲、靠谱的朋友、情深义重的兄弟姐妹。即便是得到高度评价的好人，也可能因为某一行为违法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成为罪犯。

一个真实的困惑

当听说一个人因为敲诈勒索被判决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大家会直观地认为这是一个坏人。但是，了解事实经过后，大家对这个人的评价就可能会改变。

他是村主任，被指控的敲诈勒索犯罪事实中，除了1.6万元进入他自己的账户，其余的资金他并未经手，直接由被害人转入村委会账户，后村委会拨款到各自然村，用于新农村建设，各自然村还与被害人都分别签订赞助新农村建设的协议书，资金全部用于修桥补路、修建路灯等造福村民的公共建设。当事人和家属不断提出申诉，认为没有敲诈勒索犯罪。

就好坏而言，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评判这位村主任是好人还是坏人。

二、诉讼结果，不一定能区分好人坏人

我不忍心告诉他，刑事诉讼需要罪刑法定和证据规则等一系列条条框框，刑事诉讼的结果不一定能褒奖好人、惩罚坏人。

犯罪的人可能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无辜的人也可能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诉讼中，办案人员会认为他们是打击违法犯罪的好人，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可能会因结果不理想而认为办案人员是坏人，也可能因结果理想而感谢办案人员的柔性执法，被害人及其家属可能会认为办案人员是伸张正义的好人，但对案件处理结果不满时，可能反而认为办案人员是包庇徇私的坏人。

刑事诉讼是各方充分运用法律规则博弈的活动，甚至可以戏谑地称之为是博弈游戏——控、辩、审三方的博弈，更是所有诉讼参与人（办案人员、被告人及其家属、证人、被害人及其家属、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等）之间的博弈。

三、诉讼活动环环相扣，就像俄罗斯套娃

我不忍心告诉他，刑事诉讼是环环相扣的：刑事立案，则意味着要破案，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采取了强制措施，则意味着务必查实犯罪事实及证据材料；一旦批准逮捕，则意味着不起诉会面临很大的障碍。

尤其是在捕诉合一的情况下，办案人员用七天时间审查是否有逮捕的必要，决定逮捕后，又由同一名办案人员审查起诉，决定是否提起公诉。虽然时间上允许其慢慢审查，但很难说不受其“仓促间”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影响。

一旦提起公诉，要撤回起诉、得到无罪判决难度很大。一旦一审判决有罪，指望二审改判无罪难度则进一步加大；一旦有罪判决生效，指望通过刑事申诉改判，则难度极大。

刑事诉讼中的每一项活动就像俄罗斯套娃玩具一样，环环相扣，成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越来越不利、层层叠叠的“枷锁”。

典型案例：某涉嫌组织淫秽表演罪一案

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始终作无罪辩解，被批准逮捕。审查起诉阶段，我们提出了诸多新证据，拟证明其无罪。退回补充侦查期间，办案人员连续提审多天，每次提审几个小时，进行耐心的教育普法：

“我们第一次接触这种案件，没有任何偏见，今天就想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我们知道你确实只是投资者，没有参与经营管理。” “这个案子本身不严重，你们的行为社会危害性没有那么大，所有人都不会太重。” “你是从犯，可以判得比较轻。” “如果你认罪认罚，减轻30%。” “其他所有同案人都已经认罪认罚，XXX也已经指认你了。”

当事人已经拘留、逮捕，但拒不认罪，又有部分证明无罪的证据，对于办案机关而言，对当事人进行耐心的普法教育、政策讲解，争取当事人的认罪，显然是最佳的策略。

这不能用好坏来评价，因为各自职责、地位、角色、利益关系不同，好坏有各自不同的评判。

四、小结

法律条文相同，但各方立场不同，运用法律的有罪无罪评判结果往往不同。法律只是工具，有罪无罪的评判不仅受法律影响，还受人的影响。尽管各方职责、立场、利益关切不同，充分、规范的博弈不能界定好人与坏人，但却能带来各方接受度更高的裁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