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了一则关于“樊同学”的通报，通报指出，这名樊同学因“使用AI伪造收据侵占竞赛奖金”，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取消转专业资格，终止“荣昶储才计划”学员资格。
随后，万能的网友扒出了这名“天之骄女”的开挂人生：
她不用参加中考，凭着“推荐生政策”保送进了上海交大附中闵行分校；她不用挤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通过综合测评进入了上海交大医学院分数相对较低的医技专业；入学仅仅几个月，她就从医学院转入了录取分数高出二十多分的智慧能源创新学院，而当年这个学院的转专业名额，全校只有2个；大二时，她又申请转入全校最热门、就业前景最好的电气工程专业，同样获得了拟录取资格，这个名额，也只有2个。
此外，她还入选了全校50人的“荣昶储才计划”，拿到了复旦大学C9暑期学校的第一名。
这一连串成就，随便拿出一个都足够普通学子拼尽全力。但樊同学却像开了上帝视角，轻松避开所有激烈竞争，直奔最有价值的资源。她的人生路线图完美得像精心设计的剧本，没有一丝意外。如果不是这次贪小便宜翻了车，她大概会顺利从电气工程专业毕业，考上公务员或进入国企。
“樊同学”事件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一年前的协和医学院的“董博士”，她们的人生轨迹是如此相似。
她们都不擅长真刀真枪的比拼，却极其擅长“整合资源”。董博士的博士论文，抄的是姑姑团队的发明专利；樊同学的竞赛奖项，靠的是队友写的代码和算法。她们把别人的智慧和汗水，当成了自己向上爬的垫脚石。
她们都对规则有着令人惊奇的“掌控力”。综合评价、推荐生、转专业政策……这些本意为了选拔特殊人才、增加教育多样性的制度，在她们手里，变成了绕过正常竞争的“绿色通道”。
最讽刺的是，她们往往比普通人更看重“体制内”的安稳。董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医生；樊同学的辅导员说，她毕业后的目标是考公。她们通过特权获得的学历和荣誉，最终都会转化为体制内的职位和权力，然后再为下一代铺路。
这才是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地方。特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走后门”，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隐蔽的、看似合法的复制体系。当这些人占据了社会的顶层，当他们的后代可以一代代地复制这种成功，那么留给普通人家孩子的路，还能有多少呢？
网上有人说，大家是嫉妒樊同学。
不，我们不嫉妒。我们见过真正优秀的人。我们见过凌晨图书馆里的灯光，见过为了一道难题熬红的眼睛，见过为了一个实验失败无数次却依然不放弃的身影。我们敬佩那些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获得成功的人，我们发自内心地为他们鼓掌。
我们愤怒的，是有人偷走了本该属于那些真正努力的人的机会。 我们愤怒的，是规则在某些人面前，变成了一张废纸。当别人都在老老实实排队的时候，有人却拿着特权的通行证，直接插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我们愤怒的，是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正在被一点点蚕食。
教育，曾经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块净土，是无数寒门子弟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我们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我们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樊同学们的出现，正在无情地打碎这些信仰。
看到樊同学、董博士的经历，让人想起了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那是一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时代，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无论你多么有才华，多么努力，都很难跨越阶层的鸿沟。
我们当然不愿意相信，今天的中国会回到那个时代。我们的社会，依然有无数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普通人。但我们不得不警惕，教育领域出现的这些特权现象，正在一点点侵蚀着社会公平的基石。
我们需要更透明的招生制度，让每一个环节都暴露在阳光下；我们需要更严格的学术诚信体系，让投机取巧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我们需要更均衡的教育资源分配，让每个孩子，无论出身如何，都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教育，是我们这个民族最朴素的信仰。千百年来，无数中国人相信，只要好好读书，就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这份信仰，支撑着我们走过了无数艰难困苦的岁月，也成就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今天。
别让这份信仰，毁在少数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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