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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老师有部小说，叫“一句顶一万句”。里边有个意大利传教士老詹，老詹日夜思考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老詹在河南的黄河边传教，见到人就想用这三个问题去启发对方.想使对方信主。但老詹很快发现，这三个人类终极问题在中国人这边不是个问题。有次他在黄河边遇到曾家庄杀猪的老曾，说老曾啊，你知道你是谁吗，知道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吗？老曾说，知道啊。我是老曾.从曾家庄来，到王家庄去杀猪。老詹一时拔剑四顾心茫然，想了想，说，你说的也对。老詹即便今天用这三个问题来中国传教，估计还是传不下去，因为我们有统一答案：我们是中国人，从没钱的地方来，到有钱的地方去。或者我们从有钱的地方来，到更有钱的地方去。活了上下几千年，中国人还是没活出一个“钱”字去。如果用这仨问题问中国影视界的朋友们，那就更简单了：我是某某某，我还没上市，我要去上市。

—————摘选选自宋方金著《给青年编剧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