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十年是解决饿肚子，而不是制造饿肚子，懂点道理怎么就这么难|全国粮食总产量|棉花|水稻|稻谷

最近网上总能刷到一种歪论调，张口就说前三十年把人饿坏了，听得人特别不舒服。确实不少家里长辈都挨过饿，提起来就叹气，但挨过饿和“制造饿肚子”根本就是两码事。今天咱就拿实打实的数据，掰扯清楚这个理。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接手的就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才1.13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才209公斤，扣完种子饲料，人均一天都吃不到一斤原粮，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才35岁。旧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几千年来一直都是饥饿半饥饿状态，饿肚子不是前三十年才有的，是刻在旧中国骨子里的老毛病。

到2018年，咱们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到了470多公斤，比1949年翻了一倍还多，还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这条往上涨的曲线，可不是天上掉馅饼掉下来的，是前三十年整整一代人用肩膀硬扛出来的。

要让几亿人不再饿肚子，头一件事就是把土地还给种地的人。1950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到1952年底，差不多三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拿到了将近七亿亩土地，不用每年给地主交三千多万吨粮食的地租了。

土改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直接写在了政府的统计账本上。1952年和1949年比，全国粮食产量涨了四十四点七九个百分点，棉花涨了九十三点二五个百分点，大牲口涨了二十七点三九个百分点，猪羊产量也分别涨了五成五和四成六。

放在过去，农民被封建土地制度剥削了几千年，辛苦种一整年，大半收成交给地主，剩下的连一家老小都养不活。土改之后第一次自己为自己种粮，为自己吃饭干活。从土改完成那天起，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大幕，才真正拉开。

地拿到手了，粮食靠天吃饭的老问题还没解决。1949年全国能灌溉的农田才2.4亿亩，就这么点能稳定浇水的地。到1978年，灌溉面积直接涨到了7.3亿亩，足足多了5亿亩，增幅超过百分之两百，还修了八万六千多座各类水库。

1978到2008这三十年，灌溉面积才从7.3亿亩涨到8.67亿亩，只增加了1.37亿亩，增幅才不到百分之十九，同期修的水库也就八百多座。对比一下就知道，前三十年搞农田水利的力度有多大。

这些水库水渠，多数都是那时候的社员，用扁担挑、铁锹挖、手推车推出来的。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记得，冬天农闲的时候，男女老少扛着工具去修水渠，一干就是一个冬天。直到今天，这些五六十年前修的水利设施，还是不少农村灌溉的核心骨架。

说前三十年制造饿肚子的人，大概从来没想过这一层。没有这一代人修的水库水渠，没有这么多水浇地，人口快速翻番的同时还能稳住粮食产量，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前人修渠后人受益，现在好多地方还靠着这批水库种粮呢。

土地水利打好了底子，粮食产量要跃上大台阶，还得搞种子革命。1970年秋天，袁隆平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找到一棵雄性不育株，转育成功后叫“野败”，直接给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1973年三系配套成功，1976年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从1976年到1987年，杂交水稻累计增产一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就能养活六千多万人。

这里得纠正一个很多人都有的误区，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是1976年之后的事，前三十年大部分时间，农民种地用的还是传统品种，亩产本来就远不如现在。把前三十年粮食产量不够高，全怪到制度头上，这不就跟责怪一台还没装完零件的水泵不出水一样吗？

现在咱们水稻亩产动不动就过千斤，这个格局，就是那一代科研人员一株一株找野生稻、一遍一遍做杂交试验埋下的种子。前三十年打的是底子，后四十年是在这个底子上接着往上垒，总不能把前人的功劳全抹了吧。

解决吃饭问题本来就是个系统工程，人的素质提不上来，说啥都白搭。1949年全国文盲率高达百分之八十，小学实际入学率不到百分之二十，高等教育在校生才11.7万人。到1965年，就有近一亿青壮年脱盲，文盲率迅速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八，到2015年已经降到了百分之三点六。

健康更是解决吃饭问题的前提，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才35岁，婴儿死亡率高得离谱，传染病到处猖獗。到1981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到了67.8岁，婴儿死亡率大幅降到千分之三十七点六。那时候数百万赤脚医生，在合作医疗制度下给几亿农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还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称为“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不识字的农民，很难搞科学种田。常年身体不好的人，哪怕地里长了粮也收不回来。前三十年做的，就是把整个社会的底子，从吃饭识字到看病，全给系统改造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