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心灵的成长
——读陈琰枫《不可思议的面具》有感
陈琰枫是重庆本土青年作家、诗人、艺术家，从小阿蓬江边的生活环境让他的文字更加贴近某种地方传统。他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游学法国，对西方文学、文化有很多见识。《不可思议的面具》的核心意象是“面具”，“面具”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着象征意义。在东方文化中，面具是“请神降临”的媒介，傩戏是面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文化中，面具象征着人与神的沟通，现代面具是双重身份的象征。小说即故事，潜文本是作者对于美的判断，陈琰枫有着敏锐的文学艺术感知。同时，他作为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八零后，不急于展示创作成果，如文艺隐士一般，以看似随性的节奏，悠悠然，在日常之外自然流露出液态般生命感思。他的文字松弛、柔软，避免了说教，也无所谓顾及市场，就只是写，把文字还给了文字。
正如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思维方式。”在《不可思议的面具》中，作者以诗化的语言穿梭于意识流，完成了梦游般的体验，那意味着忘乎所以的心流状态。在小说虚构的想象域和现实域中穿梭，虚实之间的转换可能是通过面具。一种失真感在阅读时候产生，“桃花源”“仙境”是想象出来的世界，想象的世界是戴着面具的真实世界，读者明知小说之虚构而承认其虚构之合理性。借用一句书中的话，“真是个讲故事的好氛围。”《不可思议的面具》中有35个连续的小故事，十分有趣，二郎神、海妖、神明、甘生、秦童等人物出现在其中。主人公李米米是一个儿童，他天真，对世界充满好奇。他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不加评判地观察、体验。心灵的成长向来不是依靠书本，而是放任时光的内在求索。武陵群山的寨子有返古倾向，仿佛回到原始部落时期，民风淳朴与野性难驯同时存在着。
为什么回到家的爸爸是戴面具的“假爸爸”，在外面的爸爸是“真爸爸”？这与一贯思维中的现象出现差异，还是这样的设置是作者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面具戴久了，就会成为脸的一部分，于是假的就成了真的。仿生人就是机器人，带着未来感，以抵消地方性叙事带来的过去感。《不可思议的面具》方言特征显著，书中穿插着很多当地民歌。“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喝茶就喝茶，哪来恁多话？”未来和过去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是虚构的，真实的是未来、过去叠印于现在，对现在产生的影响，未来、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李米米说，“我是我，我是二郎神，我是爸爸，我是仿生人……”我是非我，我是无我，我看见什么，什么就称为了我。二郎神、爸爸、仿生人都可能成为“我”的面具。面具使真实的自我变得神秘。这种神秘性是陈琰枫所偏好的，文艺即不祛魅，即敬畏神性。神秘色彩在陈琰枫作品中体现为整体氛围，小说中出现的先知、傩公、傩娘、仙娘等也是为了营造这样一种氛围，成就整体表达效果。人物的命名已经暗示了某种设定和巧思。思维和想象力带动神启意味的生成，成为贯穿始终的精神气质。先知的口吻和叙事方式，诗中的预感、预言、审判、拯救、宿命，让小说有了人性、神性、神话。《不可思议的面具》中的面具与土家族传说有关，与楚巫文化有关，有着浓浓的浪漫主义色彩。巴蜀的楚巫气息来源于地方传统文化，它通过口头传播、书籍传播等方式，由一个时代流向另一个时代。《楚辞》中常见神、鬼、灵、巫，巫即神职人员，是人与鬼神的灵媒，巫也是歌舞演员，人们对鬼神的态度即尊敬而亲近。
《不可思议的面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一连串场景，呈现出戏剧性特征。书中段落，“这个布艺店，其实是你曾经看到过的某个法式布艺店，这红茶和茶点，还有我这时尚的形象，都来自你记忆中那个布艺店的样子。”一切都是心象，一切人可以生着相同的面孔，“一切是多么虚幻！”于是，你相信什么，就是什么，灵魂、记忆是流动的。人可能被面具代替，面具也可能被面具代替。《不可思议的面具》有着接近土壤的部分，奇幻中有乡村生活的缩影。小说内在的戏剧张力就在于人物不间断的动作，李米米在经历一系列鲫鱼一般鲜活的事物，那些行侠仗义之举动，不同于传统的“大闹天宫”式神话想象。《不可思议的面具》对于童年的书写，是作者站在一个成人的视角，反观自己的过去，并关注作为普遍意义上的儿童的生活。唐仙娘说：“孩子，那是被你人格面具所束缚的自我，他渴望冲破内心的困惑。”这里体现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洞察。“待人如照镜，你怎样对待别人，便可以从别人眼中看到自己戴着怎样的人格面具。”
一个人对待世界和他者的方式与他自己的内在有关。陈琰枫对“自我”与“真实”的问题有诸多思考，这样的思考里包含了一种反思性的建构，“我就是我”。这不仅是一部献给儿童的作品，也是一部献给心灵的成长中的人的作品。而心灵的成长期与生理年龄没有必然性关联，只要我们还在持续思考、探索生命，就不会陷入一种僵化的模式和全然的死寂之中，这是很幸运的事。
作者简介：侯乃琦，电影学硕士，文学博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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