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余超
2026年4月10日，两高联合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26〕6号），自2026年5月1日起施行。很多舆论的目光聚焦于第十一条“预期收益型受贿”，但是，真正让法律界担忧的是第23条关于追赃追缴的全面扩张。该条第3款规定“赃款赃物尚未交付给受贿人或者已经退还给行贿人的，依法向行贿人追缴；赃款赃物由第三人代为持有、保管的，依法向第三人追缴”。
上述规定应该是主要针对约定型受贿。约定型受贿尚未交付财物该如何定性？司法实践中颇具争议。陈兴良教授在最高检《中国刑事法杂志》2025年第3期发表《约定型受贿的刑法教义学分析》一文，认为应当认定为受贿罪预备。车浩教授在《中国法律评论》2025年第5期文章《约定受贿的犯罪形态基于“三个效果相统一”司法理念》中，也认为宜认定为受贿罪预备。
约定型受贿的定性不是本次讨论的重点，退赃才是。我二审介入辩护的徐州市原常务副市长张彤受贿案中，最大一笔受贿就是口头约定型受贿，该案行贿人梅某口头行贿未遂，最终由国资退赃全部3600余万。
2016年江都区政府成立扬州远方产业扶持基金（下称扬州远方）。2019年扬州远方基金增资，江都国资出资20.97亿，是有限合伙人（LP），天津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天津远方）出资300万元，是普通合伙人（GP）。梅某是天津远方的实控人，也是委派至扬州远方负责管理基金的代表。
扬州远方在增资时专门预留了4个亿资金用于投资域外LUCID项目，后来，该4个亿专项投资款被扬州远方挪用投资至其它当地企业。为了LUCID项目顺利进行，扬州远方向地方政府提出再增资4个亿，江都区专门召开常委会讨论增资计划，常委们均不同意再增资，他们认为当初在增资时已经给扬州远方转过4亿元专项投资款，再增资没有道理。于是，扬州远方只得另向江都当地国企龙川控股借款4亿元用于海外LUCID项目投资。
根据合伙协议，如果扬州远方的LUCID项目投资成功，天津远方作为GP可以分得20%的超额收益（Carry）。
4个亿投资至域外LUCID项目后，梅某曾三次对时任江都区委书记的张彤表示：将来天津远方分得的LUCID项目超额收益与其对半分。第一次提出时，张彤没接话。第二次提出时，张彤笑了笑。第三次提出时，张彤说：先放你那里吧。此时，扬州远方的LUCID项目股票仍在扬州远方账户上，尚未出售，项目也未进行清算。
对于这三次口头约定，张彤坚决否认，说那是同时留置自己和梅某背靠背对口型的结果。
梅某于2022年6月13日就被刑事拘留，紧接着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留置，遭遇“混合三打”。梅某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手书指令给负责管理扬州远方LUCID股票的工作人员，让其抛售扬州远方持有的海外LUCID股票。
LUCID股票抛售后，扬州远方归还了龙川控股4亿元借款本金和每年8%的利息后，还剩3.6亿余元。梅某指令将扬州远方账户上3.6亿元的10%共计3600余万元汇至办案机关的账户用于退赃。
梅某可能认为剩下的3.6亿都是超额收益，根据当初的合伙协议，天津远方作为GP应该分得其中20%，再按照其与张彤之间的口头约定，自己将20%中的一半用于行贿张彤,行贿金额是3.6亿的10%，刚好是3600万。
张彤对此很不以为然。其认为LUCID项目是政府主导的海外投资项目，政府的4亿专项投资款被扬州远方挪用后，只得再向龙川控股借款4亿。LUCID项目盈利后，扬州远方除了要归还龙川控股的4亿元借款外，还要归还政府4亿元专项投资款。截至目前，区政府出资的4亿元LUCID项目专项投资款被挪用尚未收回，在这种情况下，梅某要代表天津远方分走20%的超额收益，区政府会同意吗？哪个政府领导敢签字？真金白银的利润梅某拿走，不确定的债权留给地方政府，万一被挪用的4个亿不能追回，江都政府岂不是连本金都不能收回！
张彤认为，扬州远方是国资出资比例占99.8%以上的国有基金，梅某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被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下指令来处置扬州远方名下的国有资产，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梅某认为自己个人曾经向张彤行贿，其完全可以用自己的个人资产退赃啊。
张彤说，为了“制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口头约定型受贿，不惜利用公权力抢劫国有资产，不惜利用国有资金为个人购买政绩，其根源在于扭曲的政绩观。
“个人行贿、国资退赃”的故事是荒诞的，但是，却是真实发生的案例。在给二审法官的补充意见中，辩护律师已经不想再重复案件事实和证据了，只强调了一点：对历史负责，对这个时代负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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