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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都是大事。刑法，是一个条文，创造或者消灭一个行业。比如：醉驾入刑后，催生了代驾行业。刑诉法，是一个条文构建一个制度。比如：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禁止刑讯逼供制度，等等。

根据立法计划，刑事诉讼法即将迎来1997年以来的第三次修改。修改的方向是什么？是立足理论，搭建制度模型；还是着眼实际，解决实践难题？这是一个涉及根本的大问题。

我全程参与了2012年和2018年两次刑诉法修改，对立法的原则、方向、程序，甚至酝酿和研究的细枝末节，都是很清楚的。现在由于工作变动，又更近距离的接触到了实践真相。所以，很想就刑诉法修改的方向谈些自己的看法。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谈刑诉法修改的方向，得先看看此前修改的利弊得失。

先举一个小的例子：2012年刑诉法增加规定了“证人保护制度”。就是：在黑社会等一些特殊犯罪中，证人作证，人身可能面临危险的，可以向办案机关申请人身保护。办案机关对这种证人，也该予以保护。

刑诉法增加了上述规定，但没有明确落实的程序，也就是：由谁提供保护？是公安机关的民警，还是法院的法警？

这是一个涉及公检法三个部门职权的问题，需由各部门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确定。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配套的《六部委规定》也相应作了修改，专门就证人保护制度的落实进行了研究。会是在江苏省无锡市的滨湖国际大酒店开的，中政委、公检法司安和法工委，都派高规格代表参加。

会上，法院的同志提出，保护该有警察实施，警察是面向社会的执法力量，而且有对抗侵害的合法暴力。公安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见：对于侦查阶段的证人保护，由警察实施，这没有问题；对于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保护，分别由检察院和法院提供；民警很忙，不能把事都堆给基层民警。不能形成谁都能调动民警的情况。

又有观点进一步提出：检察院和法院的法警只能对本单位内部的安全进行保障，不能到社会上执法，所以不能对证人进行保护。

反对观点进一步提出：这不是到社会上执法，就是保护安全，公民个人都能干，雇佣私人保镖都能干？法警为什么不能干？

两边观点争执不下，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所以在修改后的《六部委规定》中就没有明确证人保护的实施机制。

看到这里，你们或者觉得，各方观点都有道理；也可能认为，各部门推诿卸责。

但实际上，这种争论毫无价值。既解决不了实践问题，又严重浪费了立法资源。因为，证人保护，哪用过？谁见过？实践中，证人出庭都很难实现，更别说证人保护了。

香港警匪片，不要多看，看多了，容易误导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像证人出庭、证人保护这些闲置条款，在刑诉法中比比皆是。有些还是基础性条款，比如：律师取证制度，申请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制度，鉴定人出庭制度，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种类随案移送制度，证人与被告人各被告人间的当庭对质制度；二审原则上都要开庭制度；等等。

这些基础性条款，是涉及案件真相、程序公开、审判公正的大事。落实好这些既有的基础性条款，比新增没有用武之地的闲置条款，重要的多。

所以，刑诉法修改，不应是比照理论模型，搭建“理想国”；而应是着眼实际，明确责任，强化监督、制约和追责机制，把既有基础条款“激活”、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