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孟祥斐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着手制定南京城防方案并不断修正。在此过程中，国民政府将南京城防方案的重点由江防转向陆防，并注重空防建设，使其逐渐融入京沪杭防御体系之中。南京城防工事的修筑，主要分为江防与陆防两部分。针对江防，国民政府对江宁要塞进行整理。针对陆防，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工程处，完成城厢工事与外围工事的修筑工作。同时为加强空防，在南京修筑多个大型地下室。淞沪会战失利后，南京城防在短时间内仓促投入实战，其效果并不理想。外围阵地匆匆布防，但因时间紧促终遭放弃，复廓阵地虽起到一定作用，仍难逃失陷命运。南京城防作战的失利虽无法避免，但守城官兵不惧牺牲，奋战至最后一刻，值得敬仰与称赞。
关键词国民政府 城防方案 城防工事 南京保卫战
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在战略价值上居于重要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此形势下，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防卫要地，南京城防也自然受到国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方面，针对日军可能运用的进攻手段，制定必要的城防方案。另一方面，因南京“环山带江，形势天然”，从地理上看“可利用为屏障之地形，尚有可采之处”，在南京城及周边修筑城防工事，成为守卫南京的必然选项。
长期以来，对国民政府南京城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南京保卫战时期，探讨南京城防在实战中的应用战况。亦有部分学者关注南京城防的建设问题，但讨论多不充分，特别缺乏对九一八事变后城防方案制定过程的梳理。本文试图从南京城防方案的制定、南京城防工事的修筑、南京城防在实战中的应用三个方面，对南京城防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力求完整呈现国民政府对南京城防的决策与执行过程。
一、南京城防方案的制定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次年2月，南京政府任命谷正伦为南京卫戍司令，不久改任为首都卫戍司令，负责首都警卫工作。谷正伦就职后，以宪兵第2团、第40军独立步兵1团，及特务营等，组建卫戍部队，“专负首都治安责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虽在外交上与日、苏两国均有摩擦，但尚未构成实质性的武装冲突，因此南京作为首都，并未受到直接威胁，也没有制定具体的城防方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的国防安全问题变得极为严峻。南京作为首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极易成为日军进攻目标。为确保首都安全，此时正在江西“剿匪”的蒋介石向南京发出密令，要求各机关部门“保持秩序，不得慌乱”，留守南京的军政要员熊式辉、杨杰、顾祝同等随即召开会议，决定除保持镇定外，抓紧加强对外通信，并紧急修整要塞炮台。同时，参谋本部迅速拟定了《防卫首都配备计划》，作为临时城防方案。该计划以顾祝同为警卫军军长，下辖两个师，分别布置于南京城外与镇江附近，确保南京外围安全。在南京城内，以富贵山、北极阁、鼓楼、清凉山之线为界，分南北两区，北区由卫戍团、保安总队及特务大队担任守备，南区由军校各部担任守备。不久，又将南京城防纳入京沪警备方案中，以防范日军沿长江登陆发动突然袭击为主要目的，判断日军可能于上海、江阴、镇江或南京附近登陆，并于各该区域分别布控野战部队。计划以陆军第87师、第88师及宪兵队“控置于首都暨丹徒丹阳附近”，若日军主力“由南京附近上陆时”，该部应“尽力拒止，驻淞沪区之主力应即驰援进击而歼灭之”。九一八事变猝然爆发，国民政府在首都防御问题上，特别注重防范日军对南京展开的突袭登陆行动。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真正威胁到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决定迁都洛阳，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另一方面也在积极筹备南京防御工作。1月30日，蒋介石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朱培德及江苏省主席顾祝同等共同会商南京防守方法，决定由第19路军防守上海的同时，以陆军第87师、第88师为警卫军全力防守南京。由何应钦留守南京，指挥“所有政府党军政留守机关人员”，何即委任谷正伦为南京警备司令，“所有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军官学校附属部队及南京附近航空、宪兵、警察、要塞等部队统归指挥”。对于日军可能发起的进攻，国民政府严阵以待。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中日两国达成了暂时的停战协议，但由于吴淞口炮台被毁，且上海成为非军事区，南京受到的军事威胁变得更为严峻，这也对南京城防计划提出了新的要求。1932年9月，南京警备司令部制定了《南京警备计划》，成为一·二八事变后南京城防方案的雏形。该计划明确以陆军第87师作为南京城防主力，并以独立炮兵第1旅之1、5两团提供火力支援，联合宪兵部队、江宁要塞所属部队、航空第二队、海军部分舰队等，构成南京城防部队。其主要任务为在海空军配合下控制长江江面，拒止敌舰自长江上下游接近南京，同时注重防空事宜。
1933年初，南京警备司令部又对南京城防方案作了进一步细化。对于日军可能对南京采取的进攻路线，作出如下判断：（一）利用夜间，以停泊长江之军舰由下关方面奇袭首都，目的为先占领下关与中华门、挹江门及狮子山等处，然后占据全城；（二）在幕府山西方上陆，向南京东北方进攻；（三）在澄镇一带上陆，沿铁道或经汤山向南京前进；（四）以主力由上海，一部由杭州上陆，西进攻略南京。根据以上判断，确定“集中警卫军主力于京市城厢内外，对于京市附近异动之敌，先行解决之，确保京市安全”的作战方针。南京警备司令部的首要职责，在于直接保卫南京安全，而重点又在防范日军自长江登陆发动突袭行动。
为此，城防方案对南京城防区域进行了划分。“除浦口独立警备外，将城内城外各划分为南北两警备区”，以江心洲北端经草场门、钟鼓楼、北极阁、富贵山、马群、麒麟门、坟头、汤水镇之线为界，“又以城墙为复廓分为城外与城内两大警备区”。
城外警备区为防守南京的重点，由陆军第87师与独立炮兵第1旅的两个团担任防守任务。其中北警备区由第259旅与炮兵第1团负责，其作战任务为拒止敌军由乌龙山、幕府山方向登陆，主阵地位置“右翼以栖霞山为依托，经石埠桥、小金庄、杜岗头、乌龙山、阴阳街、凉月山、玄坛湾、观音门、煤炭山、幕府山、上元门、老虎山、香山之线，左翼依托于狮子山”，基本覆盖了南京城北下关下游沿江之线的重要据点。此外“为防敌由镇江上海杭州等处登陆，继续西进向南京进攻”，“在坟头、庙山、东流镇、鬼头山、后头山、栖霞山之线构筑预备阵地”。如前线作战不利，“万不得已时扼守天堡城紫金山之阵地为最后之抵抗”。同时，以独立骑兵旅布置在南京城东栖霞山一带，执行警戒任务。南警备区则由第261旅及炮兵第5团负责，其作战任务为阻止敌由大胜关、兔耳矶方面登陆，主阵地位于雨花台西南地区，“右翼依托于城墙经眼香庙、安德门、菊花台、息心亭而迄于燕子山”，并在主阵地前方板桥镇、常府山、读书台之线预备阵地，南警备区的防范重点在于南京城西下关上游各要点。此外，“为防止敌由杭州芜湖方面登陆，进犯南京，在祖堂山、方山、高岗、上方镇、马鞍山、武岗山之线构成预备阵地”。若前方战斗不利，则向雨花台西南侧后退，参加主阵地之作战。
相比之下，城内警备区则居于次要地位。除以第87师直属部队任城内北部并协同下关警备外，其余地区均由非正规军的“军事学校机关之员生及特务队、宪兵、警察、保安大队担任警备”，其主要作战任务为“支援城外军之作战，巩固城防，确保城内安全”。在南京城内设置三线阵地，第一线“在惠民河东岸由东炮台迄姜家圩北端之线”，主阵地为“依城垣由狮子山炮台迄清凉山中间城垣与高地之线”，预备阵地“在清凉山、钟鼓楼、北极阁、台城之线”。除此之外，长江以北浦口地区的警备任务由第7师37团2营负责，“阵地线之位置须能以火力直接掩护浦口一带江岸”。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最初制定的南京城防方案，其防御重点始终围绕防止日军自长江登陆、突袭南京而展开，南京城防的重心在于江防。至于陆地正面防御，虽然有“诸兵种联合之敌沿京沪铁路、京杭国道或沿江北地区向南京攻击前进”的攻击判断，但并未制定周全的防御计划，仅初步拟定防御阵地于“后头山—东阳镇迤西—狼山—汤山—大连山—方山一带，与江北岸通江集—葛塘集—徐家潭—常营—中店镇—汤泉镇一带”。作战要领上，只强调如敌主力数量达到多个师，则“须于离南京甚远之地尽力阻敌前进，使其炮兵不能射入南京城市”。事实上，南京城防方案下的南京城防部队，若用于抵御日军主力进攻，在实力上明显不足。南京警备司令部虽于平时负警备区内全部防御之责，但在战时若为抵御敌军攻击，“已由外调集多师于南京城内外各处”时，“警备司令须隶属于军指挥部”。换言之，当南京受到日军主力威胁时，防卫首都的任务将交由野战军负责。
自1934年后，随着国民政府对江阴、镇江、江宁等要塞整备工作的陆续开展，长江江防的安全保障有了巨大提升，在此种情形下，国民政府判断日军对南京的主要攻击手段为“以海军掩护陆军，于上海、乍浦两处登陆，沿京沪、京杭两道进攻南京”。因此将南京城防纳入整个京沪杭地区国防体系中，为充分利用“天然之困难地形，束缚敌之行动，妨碍其新武器之使用”，国民政府选择围绕太湖构筑防线，两翼依托要塞，中间“利用大型湖沼，可以节约兵力，减少工事”，决定在太湖南北两岸分别构筑吴福线、锡澄线、乍平嘉线等多条国防工事线，而以南京城及其周围地区，作为最终防御地点。在此条件下，南京城防方案的重点亦由江防转向陆防。经详细勘察，国民政府在南京地区设置了两条防御线。第一条为南京外围阵地，横跨长江南北两岸，围绕南京呈环状分布。在南京东南方向，设置首都东南主阵地，位置在大胜关—板桥镇—方山—淳化镇—汤山—龙潭一线，在长江北岸则设置首都江西北岸阵地，位置在划子口—葛塘集—浦口镇—江浦县西端一线。第二条则为复廓阵地，围绕南京城墙所建，具体位置在城墙外围下关—红山—幕府山—乌龙山—银孔山—杨坊山—紫金山—雨花台—上新河一线，成为保卫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
除江防、陆防外，南京地区的空防问题同样得到了国民政府的重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即恃其强大航空兵力量，威胁南京附近中国领空安全。1932年9月，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周年之际，南京警备司令部制定《南京临时防空计划》，作为南京空防的指导方案。该计划建议采用“守势防空”的方针，在作战方面，“以新编的驱逐队为空中防空部队”，“以小加农炮、重机关枪及南京狮子山的固定高射炮为地面防空部队”，共同配合作战。在警戒方面，计划在南京周边一线作战地区建立通讯网，“设立防空监视哨”，第一时间报告敌机动向，“为各方防空提供准备时间”。
此后，国民政府又完善此项临时防空计划，并将其纳入完整的南京城防方案中加以落实。在“对空中袭击之处置”方面，决定“设立对空警报勤务”，同时新配置高射炮及小加农炮，“敌机接近之际，当早报警于本地战斗机，使之加入作战”。此外，注重训练民众防空意识，“如晓谕居民关于避飞机炸弹掩体之构筑，飞机攻击时之动作消防准备，夜间熄灯”等。
国民党中央党部同样对南京空防颇为重视。1934年，制定《中央党部防空计划书》，认为现有首都防空方案未对南京城内重要地点特别规划，应对中山陵、中央党部、中央广播电台等处作出专门的防空部署，在上述各地附近配置防空炮、高射机关枪等防空装备，并设置烟雾及其他伪装。
为加强空中力量，最大程度保障制空权，国民政府积极开展空军建设。早在1930年，国民政府就认为国防建设“所应最重且急者在空”，“国防所需之最低限度，应具有侦察、驱逐、爆击等各种飞机一千架”。后因经费困难，只能分期扩充，第一期计划以9架为一队，编成侦察机16队，战斗机28队，爆击机12队，共计新机504架。同时计划建立初级、高级航空学校，航空教练所、航空制造学校各一所，并选拔留学生，用于培养空军人才。在全国范围内设立10个空防区，其中第一区涵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根据地位于南京，计划配置各种飞机队13队共156架，作为保卫南京领空的一线空中部队。
为检验南京防空方案的实际效用，1934年11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了首都防空大演习。演习共分5次进行，内容分别包括民众防护和防空部队对空作战；分区施放烟幕弹，扰乱敌机视线；灯火管制；地面高射炮与探照灯协同动作，试放照明弹；消除空袭后果等。首都防空演习作为中国第一次国土防空实地演习，其开展不仅体现了国民政府对于南京空防的重视，也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的城市防空积累了经验。
九一八事变后，为确保首都安全，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南京城防方案。最初的城防方案以拒止日军自长江登陆发动突然袭击为主要目的，主要防御重点均在城西城北沿江地区。随着江防的巩固，南京城防方案的重点亦转向正面陆地防御，以外围阵地与复廓阵地作为保卫首都的屏障，并加入京沪杭地区国防体系中。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同样重视南京空防问题，根据现实情况制定了防空计划，并从防空作战与防空警戒两个方面加以落实。
二、南京城防工事的修筑
一战以来，阵地战、堑壕战成为战争的主流形式，筑城防御理论由此兴起。该理论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广受重视，更与中国偏重防守的战略态势相契合。与日本相比，中国在军事实力上处于明显劣势，利用国防工事提升防御能力阻止敌军进攻，成为国民政府在制定国防战略时的必然选择。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国民政府即开始考虑国防工事的修筑事宜。1932年12月，国民政府设立城塞组，直属参谋本部，专门负责“统一办理江海沿岸各要塞之调查设计建修教育等一切事宜”。南京作为中华民国首都，区域内城防工事的修筑工作自然成为国民政府关注的重点。如上文所论，南京城防分江防与陆防两部分，其中江防主要由江宁要塞负责。
江宁要塞建于晚清，围绕南京城而建，自建成以来便成为控制南京地区长江江面的重要保障。1933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宁澄海乍甬五区整备计划修正草案》，其中“澄宁两区当门户要冲，首都重地，最先完成”，自此开始了对江宁要塞的整理工作。江宁要塞共有龙、虎、狮、马、贵、雨六座炮台，位于南京城周围乌龙山、老虎山附近、狮子山、马家山附近、富贵山及雨花台上。火炮种类除极小部分为麦克生炮外，其余均为阿姆斯脱郎式。
江宁要塞共有各类火炮46门，数量上尚属充足，但火炮均制造于清光绪年间，使用时间已逾百年，其射速最快者不过1分钟12发，最慢者甚至4分钟仅有1发，完全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求。为解决此问题，国民政府对江宁要塞进行整备时，首先计划添设新炮，增加15公分加农炮4门，7.5公分高射炮4门。15公分榴弹炮4门，7.5公分野炮4门。第二，改进炮台设备，“修配各要塞瞄准观测器材，要塞炮改用无烟火药”，在炮台内配用破甲弹及远距离探照灯。第三，加强炮台防御性能，“构筑要塞近战永久工事与各种障碍物”，并增设高射炮与高射机关枪。第四，设置游动重炮阵地，使用野战重炮，增大火力。
要塞守备部队方面，除各炮台驻防官兵外，江宁要塞原有守备部队1营，下辖步兵3连，机枪、工兵各1连。江宁要塞地域广泛，炮台众多，原有编制明显不敷使用，为满足防守需要，1934年，江宁要塞司令部向城塞组申请扩充守军编制并得到蒋介石准许，但因“军需奇绌”，短期未能实现。1936年，城塞组公布要塞扩充编制意见，“以编成步兵一团为合法”，因“际兹国家财政孔艰”，扩编1团难以做到，最终决定将第49师291团1营改编为江宁要塞守备第2营。该年11月，又对江宁要塞各炮台进行调整，废除雨、贵两炮台，由守备营派少数驻兵驻扎，对外仍称要塞。将雨台火炮移装兔耳矶，成立新台，贵台则并归虎台。至此江宁要塞的整备工作基本完成。
至于南京陆地要塞的修筑计划，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时任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即拟定《计划建筑首都要塞之意见》，“依陆地大要塞之原理设置前后重叠之数线阵地”，“本防御线全周约计华里六百一十三里”。该份计划体量过于庞大，蒋介石也认为其“计划浮大，不切实际”，并未予以批准。此后因经费困难，南京地区国防工事的修筑工作一度陷入停滞，直至1934年4月才在城厢局部地区开始动工，但进度缓慢。
为统一权责，1935年1月，城塞组成立南京临时工程处，负责南京地区国防工事修筑任务。工程处刚刚成立，便面临专业工程人员短缺的问题。对此，城塞组一方面从江宁、镇江、江阴等要塞抽调工兵连赴京支援，另一方面将正在南京培训的筑城技术训练班及工兵队内学员编入临时工程处，以解决困难。同月，南京临时工程处即赴南京城北幕府山西麓，开展第一期首都警卫工事修筑工作，主要范围在上元门、老虎山、象山、邱虎山、金固村至狮子山一带。第一期工程至4月完成，修筑各种机枪掩体、观测所等工事共19个。1935年3月，工程处同期开始第二期首都警卫工事修筑工作，该期工程下设第二、第三工区。其中，第二工区负责城北外各山地经水关桥至城内萨家湾一线，同时前往紫金山、燕子矶、幕府山等处修筑工事。第三工区则从大胜关起，沿南京城西郊临江岸，经新河口、自来水厂、扬子面粉公司、大同面粉公司、同盛源煤场等处直至挹江门一线修筑工事，同时负责雨花台、安德门地区的工事修筑。至1935年10月，第二期工事全部修筑完毕，共计完成各种工事76座。最早完成的首都警卫工事，其重点在下关及城北城西沿江一带。
两期首都警卫工事完成后，城塞组将工程处内“调来之各区工兵连，考核成绩最佳者选留”，同时“筑城技术训练班及工兵队办理毕业，择其优良者”留用，组建成“直营国防建设之独立部队”，直隶于城塞组。1936年3月，南京临时工程处至南京外围，负责修筑首都东南主阵地，同年7月完成，共修筑各种工事223个。此外，城塞组还为陆军85师提供技术协助，修筑首都江西北岸工事。自1936年6月开始修筑，至1937年1月完成，共修筑各种工事45个。至此环绕首都的南京外围阵地永久工事建筑完毕。
1936年，国民政府国防工事的修筑工作进入高潮。是年初，城塞组在南京地区成立七个临时工区，围绕南京周边各山地、长江江岸及南京城墙，修筑各种防御工事与地下室。原计划6个月完成，但此项工程规模浩大，各工区均感人手不足，加上天气多雨，施工材料供应不及等原因，实在无法按期完工。大多须延期数个月。为便利国防，城塞组一面勉力督促进度，一面统筹调拨，对部分完成较早的工区，根据现实情况增派任务或让其支援未完成工区。至1936年12月，除第三临时工区承办富贵山地下室、第四临时工区承办雨花台地下室、第五临时工区支援芜湖地区工事尚未完成外，其余各处工程均已完成。
为抵御日军炮火及空中轰炸，国民政府在南京地区修筑的城防工事，均为钢筋混凝土工程。所用之混凝土，按当时最新技术要求，“成分系以容积为比例，即用一斗洋灰，二斗砂子，四斗石子，再加清水充分拌匀”而成，在混凝土内部嵌入钢筋作为骨架，即为钢筋混凝土。钢筋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相比，具有更强的抗击打能力，“步兵骨干阵地筑城强度以能确实抵抗十五公分炮弹及五百磅之空军炸弹为标准”。
此外，国民政府在南京地区修筑了多个大型地下室，特别用于巩固空防。南京附近地下室共有7座，分别位于富贵山、都天庙、鸡鸣寺、挹江门南山、马家山、雨花台、方山各处。所修筑的地下室，面积自数十平米至数百平米不等。地下室深度“在地面二十七公尺以下”，保证对空安全，内分司令室、幕僚室、办公室、警卫室、马达室等多个区域，用于维持地区防御指挥系统的运转。
到1937年4月，国民政府于南京地区所有工区均完成建筑任务，共计修筑南京外围各种掩体工事293个，城厢附近各种掩体工事268个，地下室7座。至此，南京城防修筑工作得以完成。
三、南京城防的应用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调集重兵在上海地区与日军展开决战。11月5日，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从侧翼对中国军队形成包围态势，淞沪会战战况急转直下。11月8日，第三战区发布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战区依巩固首都之目的，先期向平、嘉、吴、福既设阵地转移，以节约并保持国军战力，拒止敌人”，上海地区的军队开始向后方撤退。但此时淞沪战场的败势已无法逆转，日军自京沪、京杭两路连续突破吴福线、锡澄线、乍平嘉线等国防工事线，对南京呈合围态势。12月1日，日本军部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遂以上海派遣军经丹阳、句容，第十军一部经芜湖，主力经溧水，自东、南、西三个方向共同进攻南京。
因淞沪战场形势恶化过于突然，国民政府方面对南京防守问题尚无充足准备。直至11月中旬，蒋介石才在其官邸连续召开多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以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坚守南京，唐生智于11月20日就职。11月26日，军事委员会颁布首都保卫军战斗序列，最初负责防守南京的部队仅有第36师、第88师、教导总队及少量宪兵。唐生智依此制定南京城防御计划，以第88师任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以教导总队任紫金山及城东之守备，以第36师任红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备，另以宪兵部队任清凉山、汉中门之守备。因最初负责防守南京的部队数量过少，该计划完全放弃南京外围阵地，而专守复廓阵地。
为固守南京，蒋介石又不断从各地调来部队扩充首都保卫军序列。先后增加第二军团（第41师、第48师）、第66军（第159师、第160师）、第71军（第87师）、第74军（第51师、第58师）、第83军（第154师、第156师）、第103师、第112师等11个师，首都保卫军总兵力达到约14个师。
南京卫戍司令部随即将新增部队调往南京外围，“决定东南阵地为第一道防御阵地”，以第74军任牛首山至淳化镇之守备，以第66军任淳化镇至凤牛山之守备并向句容侦察。原以第83军任凤牛山至龙潭之守备，旋即转进丹阳、镇江作战，其阵地由后到之第二军团接防。另以第87师守河定桥，以第103师、第112师固守江阴要塞。因时间过于仓促，南京外围阵地的防御效果十分有限。12月4日，“我六十六军之前进部队，已在句容与敌开始交战”，南京外围战斗爆发。此时负责防守南京外围之各部队，有的尚未到达指定防地，如原应接管第83军阵地的第二军团，其第41师先头部队刚从下关煤炭港登陆，第48师直至8日才登陆完毕。已经到达防区的部队，也无充分时间构筑野战工事，便匆忙投入战斗。且因防守南京的部队，大多系由淞沪战场上败退的部队收容而来，兵额奇缺，补充兵员均系新兵，战斗力已大打折扣。至12月8日，南京外围淳化镇、牛首山等阵地均告不支，唐生智命令各部队转移，退至复廓阵地防守。
12月9日，日军一部突入光华门附近，南京复廓阵地的战斗由此开始。翌日，敌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同时攻击，光华门一度失守，经组织敢死队奋战方勉力夺回，雨花台阵地亦受到动摇。12月11日，敌以主力向紫金山、雨花台继续攻击，突破雨花台右翼阵地，同时攻占杨坊山、银孔山，并以一部经大胜关攻占江心洲，威胁我军侧背。12日，敌军发动总攻，雨花台主阵地、紫金山第二峰均失守，部分守军撤至城中与敌展开巷战，下午5时，唐生智下达撤退命令。
与外围阵地相比，复廓阵地的战斗更为激烈，防御效果也更显著。一方面，防守复廓阵地的第36师、第88师与教导总队自11月26日收到防守命令，有较长的时间进行防守准备。通过修筑野战工事，“就原有永久工事增强成为闭锁式或半闭锁式阵地”，加强了阵地防御性能。另一方面，外围阵地被突破后，唐生智命令各部队回援南京，参与复廓阵地防守，部队在数量上得到一定补充。事实上，南京城防工事确实给日军进攻造成很大困难，日军第六师团军曹宫原回忆，南京“已经变成了由大大小小无数个据点、碉堡和地堡组成的大要塞”，“的确称得上‘固若金汤’”。
可惜的是，并非所有的城防工事均在战斗中起到作用。以紫金山地区为例，紫金山东部、西部、北部、山脊、西山、明孝陵两侧、富贵山等处均有碉堡修筑，但战斗痕迹集中在东部、西山、明孝陵等处，因紫金山“第二峰、第一峰相继失守后，教导总队放弃了所有阵地”，而紫金山北麓并非日军主攻方向，因此在紫金山西部、北部均未发生激烈战斗，现存碉堡无明显战斗毁坏痕迹。
淞沪会战失利后，南京城防是在短时间内仓促组织起来的。无论是城防部队的调遣，城防方案的制定，还是城防工事的使用，均受到了巨大限制。迫于时间压力，南京外围阵地仓促布防，未能起到较大功用便被匆匆放弃。复廓阵地的防守效果较为良好，但仍因敌我实力悬殊，最终失陷。在淞沪会战战略失误的前提下，南京保卫战本就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役，在此种情形下守城军队仍抱有视死如归的决心，不惧牺牲，奋战至最后一刻，是值得敬仰与称赞的。
结 语
为确保首都安全，南京城防问题始终是国民政府关心的重点。为此，国民政府制定了详尽的城防方案并修筑了大量城防工事。但在南京保卫战过程中，其城防效用并未能达到预期，这也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
第一，淞沪会战后，国民党军仓促败退南京，外围阵地被匆匆放弃。国民政府所建设的南京城防，是京沪杭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可大致分为江防与陆防两方面。江防的主要目的，在于拒止日军沿长江溯流而上，登陆奇袭南京，在南京保卫战时期，南京城的江防任务基本得到完成。南京地区的陆防任务，主要在于拒止日本陆军沿京沪、京杭二线由东、南两个方向围攻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京沪杭地区防御方案时，认为日军若欲正面威胁南京，“必先行攫取上海，以为陆上根据”，再伺机以“陆海军之一部侵入杭州湾，于镇海乍澉浦等处上陆”，最终沿京沪、京杭两线会攻南京。基于此种判断，国民政府认为“适当之防御法不如向后移至目前略事准备之苏州—常熟—长江迤东之线，如是则足以迫敌在困难之地形作战”，选定太湖附近区域作为京沪杭地区主防御阵地带，并在太湖南北两岸分别构筑了吴福线、锡澄线、乍平嘉线3道国防工事线，而南京地区的陆防工事，则作为京沪杭主防御带的延伸，是保卫南京的最后屏障。依据国民政府的防御构想，如日陆军主力占领上海后，一线国军将依托国防工事线节节抵抗，迫不得已时退入南京，为全国动员与后方增援争取时间，再择机与敌决战。但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违背了最初制定的战略方针，集结主力在淞沪地区与日军展开决战，遭受巨大损失。淞沪会战失利后，各部队亟待休整，后继无援，国防工事线迟滞敌军争取时间的战略价值已经失去，吴福线、锡澄线等工事线起到收容败兵效果后均被匆匆放弃。在此种情形下，仅凭南京城防工事长期抵御日军实际上是难以做到的。
第二，南京保卫战前夕，国民政府在战术上亦存在不足。对于南京城是否防守，投入多少兵力防守，最高指挥机构内部有较大分歧。白崇禧等军部高层认为防守南京不需投入太多兵力，仅作象征性防守即可，遭到唐生智的反对。唐生智坚持固守南京，最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于11月20日成立南京卫戍司令部。在守城部队规模上，最初用于防守南京的仅有第36师、第88师与教导总队，均在淞沪会战中遭受较大损失，亟待休整，守城范围也局限于复廓阵地。但蒋介石后续又调来多支部队加入城防序列，使守城部队总数达到14个师之多，并临时决定扩大防御范围至南京外围。此种战术上的犹豫与仓促造成了较大混乱，增调部队立足未稳，日军兵锋已至南京城下，加以日军掌握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其战斗力明显较新败之国军更强，南京城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国民政府修筑的南京城防工事，在质量上亦非臻于完美。施工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部分工程为“南京工程系工兵初次试做”，需“经逐步改进后，自可渐趋完备”。工事结构也存在一定缺陷，“各进口隧道转弯处均系取圆弯式，如遇流弹射击，极易反射掩体内部，致伤作战人员”，“各掩体外向枪口亦太宽，易于受人打击”。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守军作战时战斗力的发挥。
自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其安全问题就一直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便着手南京城防的部署工作，制定城防方案并不断修正。这一过程中，南京城防方案的重点由江防转向陆防，并注重空防建设，南京城防也逐渐融入京沪杭防御体系中。南京城防工事的修筑工作，主要分为江防工事与陆防工事两部分。江防工事主要指对江宁要塞的整理，陆防工事经多次策划，在南京成立临时工程处，历时数年，完成城厢工事与外围工事的修筑工作。同时为加强空防，在南京地区修筑了多个大型地下室。淞沪会战失利后，南京城防在短时间内仓促投入实战，导致外围阵地被匆匆放弃，复廓阵地虽起到一定作用，但仍难免失陷。在战略失误、战术失措的背景下，南京城防作战在实战中的失利是无法避免的，但守城官兵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仍值得称赞。
原文载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来 源：《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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