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艘自阿根廷启航的极地邮轮4月初在大西洋航行时暴发汉坦病毒感染，至今已导致3人死亡。眼下，阿根廷有关部门正在追踪这起邮轮疫情的源头。但更值得警惕的是，除这起事件外，阿根廷近一年汉坦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数也在明显上升。
阿根廷卫生部数据显示，自2025年6月开始的本流行季截至目前已确认10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而上一流行季同期仅为57例，几乎翻倍；死亡病例已达32例，病死率较上一年上升10个百分点。
多位专家指出，汉坦病毒疫情不仅是公共卫生事件，也是一则值得警惕的“气候变化故事”。全球变暖、极端降雨、洪水、干旱、城市化加速以及生物多样性下降，正在重塑人类、野生动物和病原体之间的边界，增加疾病传播风险。
5月18日，在阿根廷乌斯怀亚，卫生团队的专家在树林里设置陷阱。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5月18日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稻鼠等啮齿类动物。新华社 图
阿根廷汉坦疫情正在发生变化
汉坦病毒主要通过啮齿动物尿液、粪便及其他体液传播。专家认为，阿根廷此轮病例上升与气候变化、栖息地破坏及人类活动方式变化密切相关。
据阿根廷卫生部门判断，邮轮疫情中最早发病并死亡的一对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广泛旅行，往返阿根廷与智利边境，并进入乌拉圭，随后登上邮轮。其行程涉及阿根廷历史上的多个汉坦病毒高风险地区，包括东北部米西奥内斯和南部内乌肯。
长期以来，阿根廷汉坦病毒风险常与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2018年那场造成11人死亡、数十人感染的疫情之后。但本流行季病例分布已出现明显变化：目前多数病例集中在中部地区，其中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以42例成为病例最多的省份。
围绕此次疫情溯源的调查仍在继续。但专家们普遍认为，病例增加的深层原因与环境变化密不可分。
巴巴多斯西印度大学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柯克·奥斯蒙德·道格拉斯曾于2023年围绕汉坦病毒与气候变化的关联开展系统综述研究，重点关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人类感染情况。
在21日晚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道格拉斯表示，此次汉坦疫情应放在气候变化、生态变化与人类行为共同作用的框架下理解。虽然目前尚无证据直接证明气候变化“导致了”某一次具体暴发，但大量研究表明，气候因素确实会为啮齿动物数量增加、病毒传播风险上升及人类暴露机会扩大创造条件。
“气候变化本身不会直接改变病毒，但会改变病毒、宿主动物与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道格拉斯解释说，降雨增加会带来植被和食物资源增多，从而有利于啮齿动物繁殖。鼠类种群扩张后，争夺食物加剧，汉坦病毒在鼠群中更容易通过攻击、抓伤和咬伤传播，病毒流行水平随之升高，鼠类也更频繁进入人类住宅、农场和仓库，增加感染机会。
他同时指出，干旱也可能通过另一条路径推高风险：干旱时期人类往往储存更多粮食，而自然食物减少会促使啮齿动物转向人类储粮点觅食。因此，无论是异常降雨还是干旱，都可能通过改变生态环境和人类行为，间接增加汉坦病毒暴发风险。
不过，道格拉斯也强调，尚无证据表明此次暴发是由于啮齿动物地理分布变化或宿主迁移导致。阿根廷正在进行啮齿动物采样研究，以回答这一关键问题。在结果出来前，相关判断仍不能下定论，因为这类结论需要长期、连续的种群监测数据，而这正是许多地区目前所缺乏的。
他此前的研究显示，在影响人类感染风险的气候因素中，降雨是最主要、最显著的变量。2024年一项研究也显示，在中国长江流域经历严重洪灾后，鼠传汉坦病毒疾病风险可持续升高长达3年，表明极端天气对公共卫生的影响可能具有长期滞后性。
在更广泛的气候背景下，道格拉斯认为，加勒比地区已经明显出现所谓的“气候偏离”（climate departure）现象，也就是原有的气候常态正在被打破，新的、更剧烈的气候常态正在形成。
他还指出，若今年出现强厄尔尼诺，势必会对传染病和全球健康产生影响，但具体方式因地区而异：有的地方会更湿，有的地方会更热、更干燥，因此必须在具体国家和区域尺度上理解厄尔尼诺如何作用于当地环境。
人类活动也在放大传播风险
除直接改变鼠类栖息与活动规律外，气候变化还通过人口迁移、城市化和跨境流动等路径间接推动传染病传播。
道格拉斯指出，伴随人口流动的，不只是人本身，也包括家畜、野生动物及其携带的病原体。跨境流动、野生动物贸易和地方饮食文化叠加后，会形成更加复杂的风险景观，并可能为疫情传播埋下种子。
不过，他始终强调，决定暴发风险的关键因素之一仍然是人类行为。如果携带病原体的啮齿动物生活在自己的生态位中、不与人接触，它们本身并不构成人类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进入这些环境，或把野生动物带入人类空间，造成密切接触，从而打开病原跨物种传播的通道。
他表示，公众在很大程度上也控制着暴露风险。无论是垃圾管理不善吸引鼠类靠近住所，还是房屋封闭不严导致鼠类进入室内，都会影响感染风险。因此，传染病风险不仅是环境问题，也是行为改变问题。
他举了一个自己印象深刻的案例：约在2020年，圭亚那一处小型采矿社区暴发神秘疾病，多人死亡。后续调查发现，这并非汉坦病毒，而是组织胞浆菌病。矿工当时正在清理废弃矿井，井内积聚大量蝙蝠粪便，也可能存在鼠类活动。对道格拉斯而言，这再次说明，很多病原体原本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沉睡”，但当人类进入这些环境、接触此前未接触过的病原时，就可能因缺乏免疫而出现严重后果。
汉坦疫情带来的真正教训
道格拉斯指出，当前社会对气候灾害的关注往往集中在房屋、道路等基础设施损毁，但未来必须更加重视气候变化如何塑造传染病风险。“公共卫生系统适应气候变化，不能只停留在修建更坚固的住房和道路，也要发展针对传染病风险的前瞻性预测能力。”他说。
正因如此，他领导的研究中心一直将建立可靠的“气候-健康”预测模型视为重要任务，希望借此提升地区预警、准备和韧性。他希望民众未来不仅“看天气图”，也能“看疾病风险图”，像应对风暴一样，更早为可能出现的疫情做准备。
各国政府应像预测飓风、洪灾一样，把气候因素纳入传染病风险预测与公共卫生准备，提前部署监测、预警和防控措施，而不是等到疫情逼近时才仓促应对。
他认为，目前建立气候—疾病预警系统的最大障碍首先是“数据贫困”——许多国家尚未建立完备的数据采集体系，也缺乏连续、完整、可用于建模的高质量数据。与此同时，这类系统还需要真正的跨部门合作和数据共享机制。
谈到类似疫情应带来的启示，道格拉斯强调，人类健康从来不是与生态健康分离的。当人类通过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简化、废弃物管理不善、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缺乏防护地扩大农业生产，或无视越来越明显的气候信号时，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增加病原体跨越物种边界的机会。
在他看来，问题并不在于“病毒是敌人”，真正的问题在于人类如何管理与自然的关系、如何管理自身行为和生态扰动，以及是否做好了充分准备。
这场汉坦病毒疫情的警示意义或在于：在一个被气候变化深刻改变的世界里，传染病暴发的条件正在比人类的预测和防控体系变化得更快。人类并非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主宰者”，而只是复杂生态系统中的一员。若继续破坏栖息地、削弱生物多样性并推动全球升温，未来不仅会增加汉坦病毒等疾病风险，也可能为更多大流行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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