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故意挑拨廖汉生和丁盛的关系，说廖汉生两次欺负丁盛，丁盛听后反问：这种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1975年11月，北京的初冬透着寒意。就在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江青的话猛地插进空气：“你别再欺负丁盛！”嗓音尖锐，许多人递了个眼色，连笔记的节奏都停顿半秒。
廖汉生没有立刻答话，他抬头看了看对面，脸上看不出波澜。隔着一张长桌，丁盛的眉毛轻轻一跳，半张着嘴，似要说什么却又咽了回去。现场气氛一时像结了冰，只有墙上钟表的指针还在滴答作响。
这并非两人第一次被拉到聚光灯下。回想二十多年前，1954年，他们同时出现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操场上，只是身份不同——廖汉生是带着苏北战役硝烟的学员，丁盛则刚从第四野战军调来进修。三年后廖汉生留任院长，主抓教学改革；丁盛回前线，带兵打磨战役功课。共同的课堂、相近的阅历，为此后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1960年代末，军队高层调动频繁，许多主官甚至来不及把家当搬稳就被派往他处。1973年春，丁盛从广州北上，成了南京军区司令员。那一年，他已是久经沙场的中将，脾气刚烈却守章法，党委里叫他“第三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两年后，廖汉生的任命电报从总政治部下达：南京军区政委。到任那天，雨点又急又密，欢迎队伍里却听得出轻松的笑声。原因简单——司令和政委曾在一张课桌前摊开地图，不用再花时间磨合。
真正的考验出现在同年夏天。廖汉生突发严重皮肤中毒，叶剑英元帅建议去北京或就近南京治，可老廖一句“上海专家更齐”，就把目的地定在黄浦江畔。文革尾声的上海，地方派性强，军地之间暗流不断，军区干部住院并非轻松事。果然，医院方面拖了整整两天才安排病房。
丁盛闻讯后直接拨电话给上海市委值班室，话不多，只一句：“我是丁盛，事情麻烦你们立刻办。”当晚病房清空，医护到位。有意思的是，地方负责人只象征性探视一次，廖汉生侧身躺着，既没起身也没言语，却把对方僵在门口足足五分钟。此后一个月，治疗顺利完成，司令员几乎天天派参谋送去水果和文件，军区指挥照常运转，没有一天耽搁。
就在廖汉生出院没几周，两人奉命进京参加政治局讨论军队整顿。会上江青突然发难，第一次指责还算含蓄：“政委不能压司令。”丁盛赶紧回答：“我们配合得挺好。”第二次语气升级，“欺负”二字直接甩了过来。廖汉生终于开口：“请组织随时到南京检查，我们的工作摆在那里。”一句话不卑不亢，也把话题硬生生扭回工作层面。会议室里有人轻咳，算是给僵局找了台阶，主持人顺势翻页，议题继续。
会后不少人揣测这对搭档会掰了，但南京军区依旧平稳。丁盛离任前一次内部讲话提到：“和廖政委同事，事情能商量，队伍不掉链子。”几年后廖汉生整理回忆，写到南京章节，只寥寥一句：“仲同事者丁公，志趣相近，协力甚笃。”字里行间，没有半点芥蒂。
细看这段插曲，外部压力、地方阻力、健康意外接连而来，却没让军区指挥系统出过差错。互信不是口头承诺，而是电话那头一句不容置疑的请求，是会议桌上敢给对方垫背的底气，也是战役课堂里同翻一页地图的默契。不得不说，在那场风高浪急的岁月里，南京军区的稳定，离不开这两位老将的低调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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