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的夫人到底有多美丽？通过这些珍贵老照片，你会发现她的容颜确实美得令人惊叹！
1949年10月25日夜，吴淞口的轮船汽笛拉响，舷梯上，杜家仆役抱着箱笼匆忙登船——这一声长鸣，把五位女人推向了五条截然不同的路。
那天只有三个人跟着他走：二太太陈帼英、四太太姚玉兰、以及小女儿杜美霞。原配沈月英被留在上海，三太太孙佩豪另有打算，至于刚生完孩子没多久的孟小冬，则还在天津整理戏装。外人只看见“杜老板”家眷人多，却很少有人留意，名单的差异已经预示了未来的分裂。
为什么偏偏是这三位登船？得从十多年前说起。1925年法租界里，杜月笙凭借“通运公司”把鸦片从江面直接送到仓库，他需要能够抬得起场面的女人参加交际舞会，也需要懂规矩、肯忍气的主母坐镇宅院。于是，第一个出现在他视野的是苏州姑娘沈月英。
沈的眉眼温软，不爱多话，精通账册。青帮规矩复杂，她却能把堂口留下的“分红”和各家铺面的流水对得清清楚楚。杜月笙当时还在永安公司拉关系，每晚回家，总能看到她挑灯记账，那盏灯成了他最早的“保险箱”。
一年后，他在霞飞路的舞厅遇见陈帼英。这姑娘是地道上海人，笑起来有股子辣劲儿，能把高衩旗袍穿得像在风口飞。有人劝他，“杜先生，这女子大场面见多了，可不好管。”杜月笙只是笑：“人要有火，家才能旺。”两人很快成婚，三年抱仨儿子，杜家门户一下子热闹起来。
可热闹往往伴着暗涌。沈月英领养的儿子渐渐长大，陈帼英的长子也到了读书的年纪，家内谁排老大？谁管账？女人间的默契立刻被打破。有人听见深夜里低低的争执——“太太，账簿我对过了。” “对过也要让我翻翻！”短短两句，家权之争暴露无遗。
杜月笙懂火候，他把目光投向了戏班。16岁的孙佩豪第一次站在“怡和茶楼”的小戏台时，嗓音还带着孩子气，却被满座客人拍桌喝彩。筱桂荪一句玩笑：“小姑娘嗓子好，你要不要进杜家的轿子？”没过多久，红轿子真停在了苏州巷口，孙佩豪成了三太太。这桩婚事更像一笔长线投资——杜家需要和苏州票界结盟。
用文化铺路的想法在1940年代进一步升级。京剧名丑姚鹤林带着女儿姚玉兰来上海演出，台上她扮《窦娥冤》，一声“天呐”，压住了全场。后台，杜月笙看戏看得频频点头。姚玉兰一岁时就跟父亲颠沛，懂漂泊，也懂分寸，很快成为四太太。她把戏曲圈的人脉介绍进杜府，尤其是自己的闺蜜——被称作“北派冬皇”的孟小冬。
说孟小冬，人们先想到梅兰芳。那段情说多了容易犯忌，只提一句：1931年两人拆伙后，孟小冬常把“情”字藏在装戏的木箱里。1946年，44岁的她在上海重逢姚玉兰。“跟着三哥，至少你能安生。”姚玉兰低声劝她。孟小冬迟疑，“我只怕年纪大了。”姚笑：“他喜欢听戏，不嫌你老。”短短两句对话，成就了杜家最后一桩大婚。
这时的杜月笙已过花甲，外界却惊讶他仍“新人”不断。其实他看重的是孟小冬的江湖号召力。孟的徒弟遍布北平、天津，开口就能把四方票友召集到上海，此举等于给杜家增添了另一层保护网。
1949年变天，保护网失效。青帮与新政权的蜜月期根本不存在，离开才是最稳妥的活路。于是有了开头那声汽笛。离沪时，陈帼英哭着把账本往地上一摔，“我不去了。”她最终留在大陆，晚年在南京颐养。孙佩豪则躲到巴黎，1958年病逝。姚玉兰继续跟随杜家，1951年1月，杜月笙在香港玛丽医院病故，她披麻素服守灵整整四十九天。
此后十几年里，杜家的围墙化作海峡。1967年，孟小冬带着女儿杜美娟飞抵台北，住进辛亥路的小楼。她每天弹琴教学生，偶尔提到旧事，只说一句：“人散了，唱还是要唱的。”1977年寒冬，她在睡梦中安静离世。姚玉兰扶棺痛哭，照顾灵柩入葬。
三十多年后，杜美霞按照母亲遗愿，将姚玉兰的骨灰安放在台北金宝山，与孟小冬为邻。再往北，苏州老城的祠堂里，有人仍会燃一炷香给沈月英；更远处的法国公墓，则有孙佩豪简朴的墓碑。杜月笙当年的家，如同被旋风扫散的蒲公英，落在四处，各自生根。
许多人问，杜月笙的五位太太到底有多美？若光论眉眼，老照片可以回答；若说气度，则得把镜头拉远，看上海的霓虹、看戏院里鼓声锣点、看租界与黑帮勾连的旖旎与危险。那片灯红酒绿，催生了她们的绝色，也吞没了她们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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