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第五子朱橚,尽管在明朝时期不被重视,却作为朱棣同母弟对世界产生了巨大贡献
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盛夏的傍晚,开封府周王府的书案上落下最后一笔,朱橚放下狼毫,自言自语:“若荒年再来,这些草木能救多少人?”刘醇在旁低声接话:“殿下,此书若行于世,饥馑可减半。”简单的对话,道出一部《救荒本草》的来由——那是一个手握三卫兵马的藩王在风雨飘摇里为百姓留下的依靠。
明初的藩王与宋元不同,他们不只享受封地,也被赋予“屏藩京畿”的使命。开封地处中原咽喉,朱元璋将第五子朱橚移封于此,赐兵三万,意在锁住黄河渡口,牵制北元余部。军饷、仓廒与江淮漕粮源源不断,王府仓库常年挤满藜麦、皮靴与甲胄。对同龄藩王而言,这些是立威的资本;对朱橚,却暗暗孕育出另一条路——他命人在府后辟地三百亩,种的不是花木,而是寻常人眼里的“荒草”。
转折出现在洪武二十二年。那年冬天,他未经批准,携家眷悄悄南下中都凤阳探望病重的岳父冯胜。事发后朱元璋大怒,诏令削夺俸禄,流徙云南。云南瘴烟潮湿,瘟疫与疟疾纠缠不休,军户、土官皆以草药护命。朱橚住在沐英旧府,常随当地土医上山识草,“此叶入汤,热退;彼根入粥,可充荒年”成了他每日的笔记。流放两年,他回到开封时,随行挑来的草籽装满数十篓。
本可就此归于安稳,然而1399年爆发的削藩风暴让他再度陷身险境。建文帝采纳齐泰之议,先易后难,首削周王。更要命的是,二子朱有爋为争储,被传“密驳父王交通商贾”,一纸密疏直飞南京。李景隆奉诏率兵抵开封。朱橚被押往滇中,再度与瘴疠为伍。“父王,何苦自讨苦吃?”囚车中,朱有炖忍不住低声抱怨。朱橚却眯眼盯着山路两旁的藤蔓:“记住这株花,能治痢。”身陷囹圄,目光仍落在草叶纹脉上。
1402年,朱棣北伐成功,建文失踪。新帝念旧情,复周王爵,添岁禄五千石。回到开封的朱橚谢恩后却不议兵事,只提“旧园已荒,乞赐木工五百、役卒千人修治”。永乐二年,南京设宴,朱棣举杯:“五弟可愿迁洛阳,更近京师。”朱橚摇头:“此间草木才发芽,若动土移根,岂不又误农时?”兄长莞尔,赐金并默许其留守原封,但三卫兵马旋即交回兵部。失了兵权,却赢得了相对的自在。
从此,王府成了实验田。刘醇、滕硕、瞿佑等十余位医者被延揽,分赴山川采集;抄手、护卫也改行提篮锄头。开封百姓先是侧目,后来若子女染疠,多会悄悄叩门求方。朱橚并非空谈玄理,他强调“可食、可得、可种”,凡入书者,皆以实地试种、试煮、试药为准。有人讥为“藩邸变菜园”,可饥岁来临时,这座菜园却能分发数十种救命野菜种子,河洛两岸少了流民啸聚,官府也乐得睁只眼闭只眼。
永乐四年,《救荒本草》脱稿,记录草木四百余种,附图、附用法,兼采中原、巴蜀、滇南诸地土名。它与稍早完成的《普济方》一经献上,即获敕命内府校刻。几年后,李时珍在编纂《本草纲目》时,多处引用其辨别方法,称“周藩遗编,良可宝之”。清初修《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时,又全文收载。与此同时,经朝鲜使节辗转,抄本漂洋过海,江户医家以之为灾荒备读,一些条目至今仍见于日本乡药志。
有人惋惜,这位手握劲旅的宗藩一生未上战场,却在后园里与蚊蝇日晒相伴;也有人嘲笑,他因种种“违制”事端累及家门,终究算不得贤王。然而细看账面,三万兵众、万顷膏壤在他的决断下化作了面向饥民的方寸纸墨。藩王的权柄随时代风向沉浮,草木却在沟畔旷野年年再生,带着他当年记下的图注,悄然滋养后世无数饥馑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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