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叛变，钱壮飞用暗语通知李克农：天明离开，母病危，快去转院，危急时刻该如何抉择？
1931年4月25日清晨，中统南京机要室的值班员揉着惺忪睡眼，将一份“特急”电文递到译电组。电报只寥寥数十字，却透露出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名字——顾顺章。按照日常程序，它本该被迅速译出、交徐恩曾签批，然后直飞蒋介石案头。但那天负责译文的，是在此潜伏已久的钱壮飞。
译完第一遍，他的手指停在电稿最末一句——“已供出中共中央及上海一切机关”。电报来自武汉，发信人是当地绥靖公署，请求南京火速派人押解顾顺章。平日冷静的他，此刻心跳却突突直跳：中央驻沪机关、江苏省委乃至远东局的地址，全在电文里。顾顺章地位之高、知情之广，他最清楚不过。若让此电照常送出，上海那边根本没有反应时间。
中统办公室规矩森严，文件进出都要登记。钱壮飞却在笔记本上潦草写下三个词——“舅舅”“母亲”“转院”，随手将原件压在译文下方，然后合上公文夹。桌对面的同事漫不经心抬头，他笑着说：“家事一堆，真恼火。”对方并未多想，只点点头继续整理电码。
午后，他借口“报销药费”离开官邸，第一站便是南京下关火车站。出发前，他把那份原电连同译文一并锁进抽屉，却故意留了一张小纸条：“此件暂留，待复核再发。”留下痕迹，是为了消除突然失卷的疑心。火车隆隆北上，钱壮飞脑中飞速推演：到上海至少八小时，时间仍嫌紧张，必须有人骑车穿巷，把消息直接送到李克农手里。
午夜过后，法租界靠近霞飞路的小楼窗灯亮起。刘杞夫在楼梯口敲了两声，又一声，许久才得回应。李克农拿过写着暗号的小纸片：“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他没问一句，立即吩咐：“把人叫醒，全部拆分撤离，文件一律烧掉。”吴运铎站在走廊尽头，看着纸片半天才反应过来：“顾……真的叛了？”李克农沉声道：“现在不是议论的时候，行动！”短短几分钟，楼里所有灯光熄灭，只剩纸灰在脸盆里蜷曲。
与此同时，周恩来从另一处交通站赶来。灯光下，他迅速勾勒四项处置：一是核心成员当天夜里换住所；二是秘书班子全部互换身份；三是电台立即迁移，改用机动频率；四是家属分批转往租界、苏北和苏区。交代毕，他随手点燃一封封档案，“嘶啦”声里火星四溅，屋外细雨淅沥，似在掩护这场突击撤离。
天亮的时候，上海仍旧晨雾笼罩。国民党特务踏破数处门扉，只抓到一些空抽屉与断线收报机。按照缉捕令，他们原计划先擒周恩来，再循线一网打尽。对方却始终慢了半拍。事后有人回忆，搜捕队伍抵达徐家汇一处宅院时，炭火里还有未尽的余烬，墙角几张刚烧过的毛边纸正散发焦糊味。
顾顺章那边，供出的信息确凿无疑，给地下组织造成不小损失。武昌、汉口的外围交通站几乎同时被端，恽代英等人被捕遇害。可他做梦也想不到，就在自己押往南京途中，那封要命的电报已被“消化”得干干净净。蒋介石问及此事，徐恩曾只得含糊其辞，暗中却大发雷霆，下令彻查译电组。幸好临走时，钱壮飞悄悄把抽屉的锁芯换了，否则破绽难免被揪出。
不久之后，中央机关主力撤向江西苏区，上海转为若干小型情报网，分散、滚动、互不相识。正是这次危机，让周恩来等人痛感原有集中模式风险过高，也使李克农在苏区得以迅速搭建新的电台体系，为后来的反“围剿”提供第一手线索。顾顺章继续在南京、上海两头游走，为博取信任，他还亲自撰写《共产国际内幕》之类文稿，嘴上一套套，脑子里只想着自保。国民党见其价值逐渐耗尽，加之嫌其“口风太杂”，1935年秋悄悄把他处理掉。行刑那日，无人告知确切地点，连报纸都只有一行小字：某要犯伏法。
而在赣南，钱壮飞已换上灰蓝粗布军装，带着轻便电台跟随红军辗转深山。有人问他，那年截电报时怕不怕？他哈哈一笑：“怕？怕也得干啊。”两年后，他在突围途中遇袭牺牲，享年45岁。留下的那部半旧收信机，被战士们擦得锃亮，继续日夜嗡鸣，把遥远前线的每一次呼救、每一声枪响，都准时递到指挥部。情报线没有停，也从未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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