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在一家儿童和青少年咨询中心工作。当时有个机会，去参加一个叫ATSA的国际会议——全称是"性虐待治疗与预防协会"。那是个研究者、临床医生聚在一起的地方，讨论如何预防性虐待、风险评估、受害者支持，以及如何帮助那些有过性伤害行为的人。

我在公立部门工作，专业发展经费一向紧张。但那次不知怎的，钱批下来了。亚特兰大的会场里，满是从世界各地来的知名学者和从业者。对我来说，那是一段至今难忘的经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会议持续三四天，日程排得很满。上午晚上都有工作坊和研究报告。因为地点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晚上我还抽空去逛了逛——可口可乐世界、行尸走肉的取景地。每天结束都累到倒头就睡。

第二天上午有场主题演讲，主讲人是保罗·布鲁姆，《反对共情》的作者。

说实话，不是所有会议环节都精彩。有些工作坊很无聊，你会忍不住想溜出去逛城市，脑子里开始盘算"今天午饭吃什么"。但这么多年过去，布鲁姆那场演讲，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

他讲的是人们如何回应他人的痛苦，尤其是共情在慈善活动和社会议题中是如何运作的。作为一名治疗师，我很惊讶地听到：共情有时会让我们以一种比预期更情绪化的方式，去展示和消费他人的苦难。当时我正在一个为性伤害行为者提供咨询的治疗团队工作，这番话让我印象格外深刻。

这么多年还记得，大概说明那场演讲确实触动了我。（营销做得不错，我猜。）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那场演讲和那本书的核心，大概是：共情不应该是道德判断的唯一基础。

乍一听，这好像很明显。仅仅因为我们对某件事产生了共情，并不意味着共情就能定义对错。但在一个共情被高度重视、有时甚至被要求的年代，这或许是个尤其重要的提醒。